钱伟长儿子(牛气千年的中国顶级家族：家教很“笨”，为何却无比成功？)

起源于宋朝的百家姓，首句是“赵钱孙李”，这个座次俨然是当时的四大家族。

我们都知道，宋朝是赵家天下，赵氏在百家姓排第一很好理解，但是钱氏为什么能够排第二呢？

这得从钱氏始祖钱镠说起。

钱镠生在唐朝末年，在群雄割据的时代，依靠战功，获得中央信任。他拥兵两浙，却未恃宠而骄，而是告诫子孙“永不称帝”。
公元902年，唐朝中央册封钱镠为越王。
5年后，朱温篡夺皇位，改国号为梁，并册封钱镠为吴越王。
这时，手下部将纷纷建议钱镠拒绝封号，出兵讨伐朱温。
钱镠拒绝出兵，在部将面前折箭为誓，保证世代归顺中原，不搞分裂，让百姓免受战乱之苦。
整个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和他的后继者，没有参与各种以领土扩张为目的的战争，而是以“保境安民，发展农商”为基本国策，留心地方治理，着力发展经济，在中国最动乱的历史阶段中创造了一个奇迹——
中原地区群雄纷争，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吴越国却迎来了最好的和平发展时期，江南人民安居乐业，从不受战争影响。
当时，吴越国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财富。以此为起点，长三角地区崛起为中国近千年来最富裕的地区，影响迄今。
公元932年，钱镠临终前，告诫儿子钱元瓘说，钱氏子孙要好好守住吴越，忠心侍奉中原王朝，即便是改朝换代，也不能失礼。
不仅如此，钱镠生前常说：“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他屡次教诫子孙，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
这样，吴越国历经三代五王，到钱镠之孙钱弘俶在位时，大宋统一天下的趋势已经很明显。钱弘俶审时度势，遵从祖训，以天下苍生为念，决定纳土归宋。

公元978年，钱弘俶自绑双手入京，将所辖土地、民众悉数献给大宋。大宋不费一兵一卒，就把吴越国纳入版图，实现统一。

对此，苏轼曾高度评价钱氏家族治理吴越国的成绩，说“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钱弘俶自愿纳土归宋，也为钱氏家族在宋代赢得了相当的“政治待遇”。钱氏名列百家姓第二，就是这种待遇的具体表现。

更为难得的是，历史车轮滚滚，中国多少皇室贵胄早已零落成泥碾作尘，而以钱镠为始祖的吴越钱氏家族，却能翻越千年，长盛不衰，尤其是在近现代以后，一下子涌现出一大批超一流的人才，成为中国最耀眼的家族之一。

这是什么道理呢？

历史学家熊月之有一个观点，他说：

中国传统的改朝换代往往采取革命的手段，以颠覆性的、非延续性的方式，直接把原来的朝代推翻，因此，皇室集团的人往往成为被铲除的对象，其家族积累的资源一般就此中断，无以为继。比如清朝推翻明朝以后，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朱氏家族就不可能成为社会显赫的一支了。这就是中国传统为什么很少有大的家族代代相传，即古话所谓的“千年土地八百主”，“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因为这个客观存在的政治原因，中国历史上不少家族都存在中断现象。

钱氏家族是鲜有的例外，原因之一恰恰在于钱弘俶在改朝换代之际采取了纳土归宋的方式，以统一换取和平。作为回馈，赵宋政权则采取了保护钱氏家族延续性的措施。

这让钱氏家族在最危险的关头，挺了过来。

另一个原因则是，钱镠做吴越王的时候，把他的33个儿子分派到吴越各地进行统治。他们的子孙成为当地最有实力的家族，随后散处各地，发展成为很大的宗族力量。

钱氏家族主要集中在江浙一带。这个区域在唐代以后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盛的地方，近代以后则是中国最早接触和吸收西方文化的地方之一。

毫无疑问，这个区位环境对于钱氏家族的兴盛，有如大海之于大鱼。

据统计，整个宋代，钱氏家族中，有320多人得中进士。这些钱氏精英虽然在政治上未曾扮演过轰轰烈烈的角色，但他们在学术、文化、医学等领域成果斐然，出现了钱藻、钱惟演等一批名家。

从宋代起，钱氏家族借助五代十国时期作为地方第一家族的积累，实现了从政治家族向文化家族的成功转型。

北宋中后期以后，人们膜拜钱氏家族，已经不是因为其当初纳土归宋的义举，而是因为这个家族人才辈出，崛起成为一个显赫的文化世家。

宋人王明清对钱氏家族推崇备至，说：“富贵文物三百年相续，前代所未见也。”

钱氏后人并不以曾经的显贵身份为豪，反而更加注重家族中文采风流的传承。这种文化内核，像血液一样被传承、积淀、浸染，泽被后世。

近代以后，钱氏家族迎来人才大爆炸时代。这个绵延千年的家族，进入前所未有的人才收获期。

特别是在科技和文史两个领域，钱氏家族的人才之盛，放眼全国，几乎没有一个家族能出其右。

以“科技三钱”为代表：“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出自杭州钱氏，“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长，出自无锡钱氏，“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出自湖州钱氏。

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钱永健，祖籍杭州，是钱学森的堂侄。因为家里有一群工程师，钱永健自称为“分子工程师”。对于自己的职业，他说：“我注定了要继承家族的血统，似乎生来就要做这样的工作，走这样的道路。”

此外，钱氏家族走出多名两院院士，被认为是出院士最多的家族。

在文史领域，钱氏家族在近现代则走出了钱玄同、钱穆、钱基博、钱钟书、钱仲联等大师级人物。

民间流传一句话，高度概括了近代以来江南钱氏家族人才井喷的情况：一诺奖，二外交家，三科学家，四国学大师，五全国政协副主席，十八两院院士。

据称，当代国内外科学院院士以上的钱氏名人有100多位，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此，无锡钱氏后人钱志仁曾表示无法核实这一数据，但他说，无锡钱家确实出了10位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钱穆，中科院院士钱伟长（钱穆侄子）、钱钟韩（钱钟书堂弟）、钱临照、钱令希、钱逸泰以及江阴钱保功，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易（钱穆长女）、钱鸣高，中科院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钱俊瑞。

更令人惊奇的是，钱氏家族走出了很多“父子档”精英，比如钱基博、钱钟书父子，钱玄同、钱三强父子，钱穆、钱逊、钱易父子（女），钱均夫、钱学森父子，钱学榘、钱永健父子等等。

小家庭内部的人才承续如此自然，人才密度如此之高，某种程度上证明了钱氏这个大家族长盛不衰，除了时代与区域的因素，肯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答案其实在钱氏家族的始祖和精神偶像那里，早就写好了。

钱镠在位时，曾作八训，用于教诲子孙后代，后来进一步扩充为遗训，作为钱氏子孙立身处世的准则，并且严令子孙必须恪守，不得违背：

“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

千百年来，钱镠家训成为钱氏子孙后代行动的准绳。钱氏家族千年不散、人才辈出的文化密码，就藏在一部《钱氏家训》里面。

家训塑造家风，而良好的家风是钱氏家族兴盛不衰的主要原因。

我们今天也在热议家风，懂得良好家风对于子女成才的重要性，但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说和做的关系：在家庭内部推一个能说的当新闻发言人，对着稿子念我们家有多高尚，尽量用上一些好词、大词，提几点希望，这就是我们家的家风了。

是这样吗？

绝对不是。钱氏家训是根据这个家族的始祖的所作所为，逐步提炼和完善而成，进而作为整个家族行为规范的指导，反过来影响和重塑家族的历史。

也就是说，钱氏家训是人家已经做出来的事实，不是提出来的希望。

家训，落实了才叫家风，写在纸上、停在嘴上，只能叫“家封”，封起来落灰尘而已。

我们来看看钱氏家训具体如何塑造了这个一流家族的家风历史。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

这句话出自钱氏家训的国家篇，很明显，这是教导家族之人要做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而不汲汲于个人私利。

当初钱镠不参与乱世中的争权夺利，不参与扩大领土之争，作为一方雄主，却遏制住自己及后继者称帝的欲望，其实就是不谋一身之利、只谋天下之利的具体实践。到了钱弘俶主动纳土归宋，亦是出于同样考虑：一个人、一个家族的名位，与天下百姓的安危相比，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江南人迄今感念钱王的恩德，不是没有原因的。

近代以后，仍能看到钱氏族人将这条家训贯彻得十分到位。“科技三钱”的爱国举动，以及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就是最好的注脚。

钱三强和妻子何泽慧，1946年在法国结婚后，一起研究原子核裂变。他们发表的论文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轰动，当时很多媒体称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

然而，当所有人都认定钱三强夫妇将会留在欧洲搞研究，向诺贝尔奖发起冲击的时候，他们却毅然决定回国。

钱三强后来解释了他们回国的动因，令人动容。他说：

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现今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应该回到祖国去，和其他科学家一起，使原子核这门新兴科学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1948年6月，钱三强夫妇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女，回到阔别11年的祖国。

同样的选择，几年后在钱学森身上重演。当他决定回国而遭到美国软禁和威胁时，时时以“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表明心迹，历经艰险，义无反顾，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曾经说过，父亲从不会对他讲“你长大要爱国、要报效社会”这类话，但是却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要热爱这个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他不但把精力奉献给祖国的科研事业，而且大额奖金基本都捐了出去，支持国家的科研教育事业。耳濡目染，钱氏子孙都知道如何对待获奖，如何看待名利。

“子孙虽愚，诗书须读。”

这条家训表明钱氏家族重教育的传统，是历代钱氏族人英才辈出的重要保障。

当被问到“钱家为什么能出这么多名人”时，钱伟长曾半开玩笑地回答说：“我们钱家人喜欢读书，书读多了容易当官，当官的容易出名。”

事实上，爱读书是真，出官员是假，钱家最出人才的领域是文史、科技大师，而不是大官。这得益于钱家的家学渊源，使得家庭教育在每个人成才的过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国学大师钱基博曾自述，他5岁就跟着长兄钱基成读书，9岁时，已学完《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古文翼》等经典，而且都能背诵。10岁起，跟着伯父学策论，熟读《史记》、唐宋八家文选。13岁起，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通鉴》，圈点七遍。

试问，这样扎实的家庭教育和基本功，如今有几人能及？

钱基博的儿子钱钟书，童年所受的教育路径基本也是如此。以至于钱家的长辈一度反对将孩子们送去学校，说他们的家庭教育水准已经远超正规学校水平。

钱家子弟，勤读成风。

杨绛在《我们仨》里提过，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很贫困，家里没书可读了，钱钟书不知道从哪儿找出一本新华辞典读了起来。杨绛觉得这也就随便翻翻，没想到钱钟书这一看，就是长达半年多的时间。

在《干校六记》里，杨绛还提到过一个细节，他们老两口走到一个窝棚边上的时候，杨绛问钱钟书，就给咱俩这么一个窝棚住行不行？钱钟书想了想说，没有书。

钱伟长的父亲去世得早，很多乡邻劝钱伟长的母亲，叫儿子早点去做手工，赚钱来补贴家用。但她十分坚定地说：“我就是再苦再累，也要让孩子读书，因为我们钱家的家风和古训是这么要求的，我一定要为我们钱家留下几颗读书的种子。”

曾国藩在谈及对家族未来的希望时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仪之旗帜也。”

钱氏家族的成功，正是源于此——代代有读书种子！

其实，钱氏家族中的贫困子弟，也从不用担心想读书而无书可读。因为从宋代开始，钱氏家族就形成了族内相互扶携、相互帮助的风气。

这也与钱氏家训的训诫有关，家训中明确要求：

“家富提携宗族，岁饥赈济亲朋。”

为了让族中的贫困子弟有书可读，各地的钱家族人均设立了义田、义庄、祭田，并明文规定其中一部分田产或盈利必须作为教育经费。这种早期的“教育基金”模式，保证了钱氏子孙无论贫富，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无锡七房桥的“怀海义庄”就是一个典范，钱穆和侄子钱伟长都是在义庄资助下才得以上学的。

等到钱伟长升入初中，钱穆已担任中小学老师，他秉承祖训，接过抚养、教育钱伟长的重任，包揽了钱伟长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读书费用，以及人生教导责任。

对此，钱伟长晚年在《八十自述》中说，“融乐的家庭及长辈的楷模，启迪着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懂得洁身自好，刻苦自励，胸怀坦荡，积极求知，安贫正派”。

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这个家族的厉害，还要看到厉害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有传统家风和制度设计的支撑。

古语说：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

作为曾经雄霸一方的王族，钱氏家族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深宅大院，也未曾留下万贯家财，而是留下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以及修身自重的道德规范。

谁曾想到，正是这些“天下最笨”的传统，把一个仅占中国千分之二人口的家族推上了历史的巅峰，让多少大富大贵之家望尘莫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