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皮纹身图片(国际护士节｜在生命危机面前，“我没有怕血”)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这一节日，是为纪念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于1912年设立。百余年来，护士节的基本宗旨是倡导、继承和弘扬不畏艰险、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勇于献身的人道主义精神。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世界范围内，护士尤其成为被关注的一个职业群体。他们在风险之下工作甚至为此作出牺牲。他们需要被致敬，他们的基本权利也需要得到尊重。

手捧鲜花的护士。新京报记者李木易 摄

而在平时，护士这一职业多是出现在招聘公告、考试或影视作品当中。一方面，护士是受人欢迎的职业，岗位竞争并不低，甚至很激烈。另一方面，那些置身一线的护士也有属于他们的困难和挑战。

在国际护士节之际，我们摘编今年的新书《护士的故事：善良的语言》，从这里去看一个人为什么在十五六岁便下定决心要做护士，从初次照料病人，到参加培训、第一天上班，再到逐步成长——在生命危机面前不再晕血。这位来自英国的护士叫克里斯蒂·沃森。虽是异域故事，然而护士所经历的心理路程是相似的，何况她从事的还是一种尤其特殊的护士岗位，必须随时处理精神病人的意外和风险。

下文经浦睿文化授权摘编自《护士的故事：善良的语言》一书，内容有删节，顺序有调整。标题为编者所取。

原作者｜克里斯蒂·沃森

摘编｜罗东

《护士的故事: 善良的语言》，[英] 克里斯蒂·沃森著，王扬译，浦睿文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20年4月。

为什么成为护士：“我应该了解他们的一切”

事实证明，我做护士这一行，是受很多经历综合影响的结果。

十五岁时，有一次放学回家，我看到我家的客厅里挤了一大堆人，他们都身患唐氏综合征或其他残疾。其中一个穿着霓虹粉色上衣的女人，胖得出奇，她挤靠在我爸爸身边说：“我爱你。”爸爸使劲把眼镜往脸上推了推，一脸惊恐。一个站在他们身边的男人笑得很大声，还有个女人在一旁来回摇晃，发出让人无法理解的声音。我满脑袋疑问。但就在我开口提问之前，妈妈出现了。她端着我哥哥的星球大战托盘，托盘上面放着一罐橘子汁和一些杯子，还有一包卡仕达奶油饼干。

那时候，妈妈正在接受社工

（指社会工作，social work——摘编者注）

培训。她被安排在一个专门接收严重学习障碍人士的集体社区，这些人中的一些甚至还有攻击行为。这给我那保守派老爸惹上了麻烦，他的脸越来越红，正努力摆脱那个胖女人，但后者不依不饶，一直重复着“我爱你”，像是个坏掉的玩具。

“哦，娜塔莎，”我妈妈说，“放过他吧，我可怜的丈夫都快喘不上气了。”

“呃……这都是怎么回事？”我问。

妈妈向爸爸伸出援手。“哦，我们本来打算一起喝点冷饮，但现在看来，要准备一起吃个晚饭了。”

我实实在在感觉到自己的眉毛已经抬到额头上，只好向我认识的所有神明祈祷，希望他们保佑不会有同学突然上门来找我。

《护士当家》（Nurse Jackie Season 2012）第四季剧照。

那天的晚饭很不赖，让我的想法和偏见有所改观；到最后，我开始为自己的由优越感和偏见导致的理解力低下感到羞愧。而且，虽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但妈妈就是在那天教会了我护理工作中的势力均衡：“为什么我应该了解他们的一切，整天待在人家家里，而他们却对我一无所知？这似乎并不公平。”

我老爸从娜塔莎身下挣脱出来，去给大家烤羊羔肉。他那晚也过得很愉快。不过他们要离开时，娜塔莎不肯上小巴车。她磨蹭了很长时间，直到约好下次还来我家吃饭，她才肯跟爸爸分开。

一年之后，我就追随了妈妈的足迹；在接受护理训练之前，我就开始与身患不同程度学习障碍或身体残疾的人打交道。我发现这份工作挑战性很高，但成就感也十足。

电视剧《都是天使惹的祸》 (2000)剧照。

第一次照料病人：“我们的这段友谊很奇怪”

安东尼并没有学习障碍，但他被诊断出患有双相情感障碍。我在他的厨房里花了很长时间，帮他做饭，帮他吃饭，听他讲故事，讲他如何在试图买三十台电动车之后病情得到确诊。受脑瘫的影响，他讲话并不清楚，所以我不得不努力去听，但每次我让他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他并不会感到受挫。还有一位住户，总要用带小孔的板子阅读，先单独看每一个字母，然后再拼出单词。

当时技术还不够发达。虽然技术的发展伴有很多负面因素，但我经常想到，像她这样的患者，还有其他身患严重残障的人，他们的生活一定已经因为技术进步而大大改善。

安东尼经常发生身体抽搐，全天都要有人照料。药物可以定住他的情绪，但他的精神状况还是很脆弱。即便面对这么多困难，我们在一起还是止不住地开怀大笑。安东尼的姐姐经常来探望他，但让我惊讶的是，作为一个据我所知没有任何身体或精神疾患的人，她却似乎永远愁云不展。“她总是抱怨个没完。”安东尼有一回在她探望之后评论道。

“幸福的本质很复杂。”我说。安东尼咧着嘴笑起来，跟我说我真是个怪人。

我们的这段友谊很奇怪。他是个五十八岁的男人，而作为一个十六岁的护理者，我的任务之一是帮他上厕所：要么把他从轮椅上抬到马桶上，在他完事后给他擦干净，要么协助他尿到瓶子里。还有其他住户需要类似的个人护理：给一个大小便失禁、年纪更大的男人更换卫生护垫，或帮他把安全套式的护套连在尿袋上。我现在没法想象自己当时是如何在让双方都不感到尴尬的状态下完成这些私密任务的。

安东尼身体残疾，精神上也不太稳定，有些时候相当难对付。但我从没遇到过其他受我护理的人，可以让我笑到从鼻子里喷出茶来。

第一天上班：“我的胃缩成了一团”

在英国，有四种不同的护理培训：成人护理、儿童护理、精神健康护理以及学习障碍护理。但这些分支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就像你没办法把身体和心灵分开一样，我不觉得这种早期专业主义会对护士或患者有什么帮助。比如你完全可能会遇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既有精神健康问题，又有学习障碍，还不小心遭遇车祸，落下了残疾。

我认真考虑了学习障碍护理培训课程，想起了娜塔莎，想起我妈妈是多么喜欢她那份照顾学习障碍者的工作；她在帮助别人独立生活时是怎样满怀成就感，以及这种残障是如何不单单与社会建设相关，还关涉其他方方面面。但我最终选择接受精神健康护理培训。部分是因为想到安东尼，同时我也想尽可能少跟血液接触。鉴于之前因为看到自己的血液被抽走而晕倒的经历，我现在还心有余悸。每次看到血——甚至包括在电视上——我都感觉后脑勺似乎正离我而去，随后整个房间都旋转起来。即便是读书，血腥的场景或关于可怖谋杀的描述也会让我读不下去。突然患上一种恐惧症还挺荒唐的，但我已经陷得很深；而同时，内心的骄傲又让我没法承认做护士可能并不是自己的最佳选择。

听上去，照料心灵似乎比照料肉体更容易。于是，当我发现德国医生约翰·克里斯蒂安·赖

（Johann Christian Reil）

在1808年定义的专业名词“精神病学”，以及它的意思是“对灵魂的治疗”

（他跟我意见一致，即公民化的进程会催生更多疯癫）

之后，我便下定决心投身此道。在十八、十九世纪，在精神健康场所工作的护士通常被称为“看守”——这个词本身就反映了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和治疗的可怕历史，以及护士在当时作为控制者和约束者的角色。

《护士当家》（Nurse Jackie Season 2009）第一季剧照。

经历数周的培训，还有每周跟医学生一起参加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考试，再加上充斥着学术语言而让所有人都昏昏欲睡的关于“护理的本质”的漫长讲座之后，我终于迎来自己在病房的第一天。

我已经学过自杀与自残的风险模型，以及痴呆症护理的流程；还学了早期干预、伤害减轻、分类体系、精神药理学、护理计划、边界、病征、区分、倡导、势力不均衡、法律法规、伦理以及政策批文等知识。我也读了很多精神健康护理历史，这段历史有一种病态的迷人。但和同龄人坐在教室里，终究和在病房中担任护士相去甚远。

我太紧张了，早上五点就醒过来；我的胃缩成了一团。精神健康护士没有统一的制服，导师说我们只需要穿“便服”：简单、休闲即可，不要穿牛仔裤。“你的便服有点太随便了。”看过我的衣柜之后，一位导师对我说。我有一张身份卡，光办它就花了一上午：沿着医院蜿蜒的地下室走廊一直走，经过散发出氯气味、足以让你热泪盈眶的水疗池

（失禁的患者并不少见）

；穿过医院中庭，经过设备室，那里的工作人员不会直视你，他们管理着几面高墙一般的库存，整个弹药库大小的房间就像是一个杂物抽屉的内部空间。我经过医院综合实验室，那里有双层大门和门禁，工作人员面色苍白、神情紧张。“我吸干酵母花了六个月时间，”在把大学专业从生物医学化学工程转到商业研究之后，朋友对我说，“实验室工作需要的是特殊人才——非常特殊的那种。”

我继续向前走，经过排队去牙科楼层的人群。这是一列肿着脸、弯着腰、哭着央求牙科大夫给他们解除痛苦的人。最后，我找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通体文身的大块头保安。他给我打印好身份卡，把它放在一个卡片夹里。当我看到上面的照片——很可怕

（不知怎的，我的两边脸颊鼓了起来，活像一只花栗鼠）

——我问他可不可以重新做一张。他没说话，只是低下脑袋，死死地盯着我，直到我倒退着走出房间，差点撞翻一把椅子。“对不起对不起。”我慌忙为自己不知怎么就触发了他那种表情而连声道歉。

我把那张糟糕的照片夹到衬衫上，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深吸一口气。我感到自己在发抖，心脏真的要跑到嗓子眼去了。我都知道些什么？我看着自己太随便的便服。我的T恤皱巴巴的，裤子有些长，裤脚还磨破了。为了省钱，我的头发还是自己剪的。

我问镜子：“镜子啊镜子，谁是今天最美丽的人？”

《护士当家》（Nurse Jackie Season 2011）第三季宣传剧照。

停车场后面的建筑看起来很像护士宿舍，但窗户上有许多脏兮兮的白色板条，板条纵横交错。那就是精神病区：跟医院的其他部分完全隔开。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治疗精神疾病的医院。在英国，贝特莱姆

（贝特莱姆皇家医院，过去常被叫作“疯人院”）

是欧洲最古老的精神病医院，已持续运营六百多年。目前，国家精神病治疗中心仍然坐落于这所医院当中。一些医院会在主院区设置精神科病房或门诊，而像贝特莱姆这样的一些医院，则是专门的精神病医院。但无论怎样布局，在外观和气氛上，精神科病房和其他病房都有很大不同。

我按了门口的蜂鸣器。我又按了一次，经过漫长的等待，一个女人放我进去，把我带到电梯里。她并没有问我是谁，也没有看我身份卡上那张可怕的照片。急诊病房的门也是锁着的，我于是又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等待。每层楼都是一个二级分区，精神科分很多类：入院办、女性、男性、混合性别、器质性精神病、老年精神病、青少年专区、饮食失调组、药物及酒精戒断组、精神失常、刑事精神病鉴定、精神医学、母婴区、电休克疗法专区。

这里还有一类病房，是专门给那些患有躯体疾病，例如无法行走、失禁之类因情绪障碍产生身体症状的患者使用的。

终于找到并走进员工室时，我已经迟到了。我没想到自己等开门等了足足二十分钟。主管护士并没有抬头看我，他正在写一本大开本的黑色日志。“你错过了交接。”他说。他胡子拉碴，还穿着条牛仔裤。这一身便服真的随便过头了。

“我很抱歉，这是我第一天上班。”

他瞅了我一眼，然后又低下头。“去找苏，”他说，“她是你的导师。”

第一次应对意外：这次，“我没有怕血”

我被分配对德里克进行定期护理。当精神错乱状况不那么严重时，他的性格便显露出来。平静的时候，他对艺术和国际象棋很有兴趣；他努力想教会我这两样东西，可惜都失败了，他嘲笑我把象棋的卒子叫作虾子。他有一个古老的棋盘，棋盘散发出大海的气息，他告诉我这个老家伙已经在全世界旅行了几个世纪了。我惊得瞪大了眼睛。

后来我才发现，那气味来自他吃鲜虾味薯条之后的手指，结果他又笑到直流眼泪。他跟我讲弗里达·卡罗，还经常引用她的话：“他们认为我是超现实主义者，但我不是。我从来不画梦，我画我的现实。”

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墨西哥画家，作品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但是她不认为自己是超现实主义画家。她更愿意称自己为20世纪末的女权主义画家。

“你知道，她理解，”德里克对我说，“我是说，她真的理解现实吗？‘我不画梦。’你理解吗？”

“一点点吧。”我说。而且我确实理解一点。我开始理解精神健康护理是什么了，尽管它很难定义。“精神健康护士就是装饰在绝望之窗上的捕梦网。”我说。德里克看了我一眼，意思是我说了一些极度准确或全然无稽的话。

我注意到，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接近帕姆——一个面色苍白、瘦削、患有抑郁症的女人——德里克就会感到害怕。他会来回踱步，流露出意味着恐惧的肢体语言：牙关紧咬、眼神向下、身体尽可能缩紧，把世界拒之门外。我特意找了个机会跟他在餐厅里聊起这件事。帕姆正规规矩矩拿着托盘排队，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餐厅里挤满正在吃午餐的患者和医护人员。有人狼吞虎咽，有人细嚼慢咽，因为在精神科，被食物呛住的频率一直很高。有时，患者会故意用食物噎住自己，试图自残。

人们尝试用各种别出心裁的方式伤害自己：把绷带缠到脖子上；性自残，比如尝试用剪刀剪自己的命根子；灼烧皮肤或拔头发；吞刀片、针、发夹或电池；喝漂白剂或防冻液；剥皮、割皮。自残事件时有发生，仍无法厘清确切的原因，虽然在有的患者看来，自残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语言。一个人把自己饿死，或撑死，没有什么方式比这种事更能表达痛苦了。过度肥胖也是一种自残；成瘾也是。我们以不同的方式伤害自己，以表达情绪上的苦痛。

在作品《皮肤上的灵魂：一部自残史》

（Psyche on the Skin：A History of Self-Harm）

中，任职于皇家护理学院的莎拉·钱尼

（Sarah Chaney）

将精神疾病的叙事与自残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叙事建构在一起。不过，自残和自杀未遂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弗里达·卡罗在四十七岁时自杀。”德里克说，“每个人都说她死于肺部血栓，但本质上是因为服药过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谈论自杀。苏正坐在他对面。“你想过这事儿吗？”她问。

“自杀？”他眯起眼睛，“不是人人都想过吗？”她摇了摇头：“不，我想不是。”

德里克戴着一顶帽子，帽子前面有个耐克的标志。“在嗑药的时候我会想。我真蠢。”“不过你现在已经不那么做了。”她说。“如果可以足够努力地集中精力，即便身在梦境，你也能改变你梦到的那个地方。我是向后退入这个梦里，而不是向前走进去的。”

我搞不懂德里克是什么意思，但我们又坐了一会儿，我只听不说。他似乎很平静：他的身体很放松，笑容也很自然。他的眼神里没有愤怒，也没有恐惧。

但苏

（指作者的导师——摘编者注）

却皱起眉头。“我觉得今天不能放他出去。”她稍后对我说，“他需要复诊。精神治疗就好比一个盲人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寻找一只并不在那里的黑猫。我想这话是奥利弗·萨克斯说的。要么他说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洞见是很危险的。”

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英国神经病学专家，同时也是一位纪实文学作家。

我不知道德里克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苏在说什么，更不明白这个奥利弗·萨克斯说的是什么意思，但他们说的好像都很重要。

我是第一个发现他的人。德里克躺在床边的地板上，血从胳膊里喷出来，形成一道美丽而奇异的弧线。鲜血比你想象中的要鲜红。他还睁着眼，但皮肤已显得灰白。我在一旁站了很久——太久了——一直没法挪动双腿或合上嘴巴。大海的气味，还有那张古老的象棋棋盘，以及他的笑声，全都消失了。有那么一两分钟，我觉得自己好像还是和德里克在一起，在别的某个地方。恍如隔世。

海莉在门外尖叫起来。一把小剪刀落在距德里克一尺远的地方，在他伸出来的那只手旁。然后，鲜血仍在汩汩涌出，蜂鸣警报即刻响声大作，房间里塞满比我更有资格应付这种紧急情况的人。医生们一个接一个跑来，而当主院区的急救小组赶来时，我正跪在地板上鲜红的血泊中。鲜血像油，形成了某种图案。不知是谁给了我一只手套。“按住他的胳膊，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

德里克的胳膊上满是鲜红的印记，一片斑驳，很难看清他是从哪里成功划开皮肉，找到静脉——活动脉的。鲜血不断涌出，仿佛一股洪流。他的胳膊上全是伤口，有的很深，皮肉绽开；有的很浅，但流血更多。有一个伤口正在喷血。我只按了几秒钟，手里的纱布就被浸透。不过最终，我还是找到了正确的位置，手指用力，紧紧压住，但一股细细的血流还是旁逸出来。我恍惚听到有人在喊：

“止血带！”

“直接去手术室！”

“调血过来！”

我记得我那时还在想鲜血的颜色：红得多么不可思议。它跟你想象的大不一样。它多么暖，几乎是热的。我试着估算他流了多少血，但发觉血流得太多，算不出来。

慢慢地，德里克开始咳嗽，同时动了动另一只胳膊。一切都很缓慢。

“没事的。你会没事的。”有人说。他转头望着门口站着的一个护士。“呼叫复苏小组——我们现在要把他送到他们那边。”他说。

我讨厌鲜血。而这里遍地鲜血，我的手上、胳膊上全是血。到处是血，最鲜红、最温暖的血——我最避之不及的东西。然而，我的后脑勺这次并没有离我而去。我没有晕倒，也没有感到眩晕。我非常用力地按住德里克的胳膊，按到手指发麻。我死死盯着他的脸，看到他的五官紧缩在一起，如此害怕，小小的泪珠出现在眼角，仿佛玻璃碎片。德里克的脸上写满惊恐。我试图让他平静下来，用毯子裹住他，给他安全感。我想与那些看不见的力量，那些让他生病、确诊、被收治的概率大增的力量展开战斗。

德里克看着窗外某个遥远的地方。我看到苏把手放在他身上，对他轻声耳语，直到他的表情有所缓和。我想知道她耳语的内容，尽管听得不是很清楚，我还是从中了解到一些有关精神健康护理的内容。优秀的精神健康护士能够挽救患者的生命。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