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阿富汗大兵的亡命之旅(周末回眸：自由路漫漫，阿富汗偷渡者的亡命旅程)

海上的焦虑时刻: 希腊已经出现在视线之内，只要到达那里就安全了。然而，摩托艇的马达终究快不过海岸警卫队的追击。

夜晚，30多人乘坐一艘小船正漂浮在幽暗的希腊海域。在三个多月的逃亡中，他们跋涉了7000多公里，现在距离欧洲只有一步之遥。是什么促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远走异乡？为了找到答案，GEO特约记者跟随两位阿富汗偷渡者前往欧洲——虽然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走到了终点。

最后15公里

三个月逃亡的成败在此一举。在长达7000公里的跋涉中，来自阿富汗青年法瓦德和罗哈尼历尽磨难。他们翻越群山，穿过沙摸，忍受着饥饿，躲避着各种警察的追击。如今，幽暗而深不可测的大海终于出现在他们面前，这意味着他们和欧洲之间的距离只剩下15公里。一切显得那么不可思议。

这里是土耳其伊兹密尔（Izmiri）附近的一处海滩。大海的噪杂声弥漫在夏夜中，海浪慵懒地在温热的沙滩上打滚，海滨度假村的外墙沐浴在路灯的金色光线中，迪厅里飘出年轻女孩的阵阵笑声，草丛里的蝗虫唧唧叫得正欢。对于喜欢午夜游泳的人来说，这是绝佳时刻。

法瓦德和哥哥凯耶博曾为美军效力，这令他们在阿富汗的生活不再安全。他们想去欧洲，但凯耶博的孩子却只能留在阿富汗。

法瓦德和罗哈尼藏在一片干枯的草丛后面。已经整整两天没有合眼的他们满脸恐惧地和几个来自阿富汗、伊朗的男子坐在一起。这时，一片阴影掠过沙滩，耳边传来了摩托艇的声音，然后是事先约定好的信号。

法瓦德和罗哈尼穿着衣服趟入海中。海水渐渐没过了胸部，在他们高高举起的手中，是装有各自贵重物品的塑料袋。两名“蛇头”站在黑色的摩托艇上，其中一个朝他们低吼着：“快上船，快!”

告别家乡：罗哈尼和一个朋友在山上俯瞰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远处，希腊的萨摩斯岛隐约可见，但由于马力不足，小艇行动缓慢。驾驶员指着远处水面上的灯光说：“这边的灯来自土耳其警察，那边的灯来自希腊。”小艇的船体有个裂缝，为此，法瓦德要不断地用一个塑料杯往外舀水。船上的30多人大多不会游泳，他们穿着湿衣服，瑟瑟发抖。突然，一束令人目眩的灯光从摩托艇左边海域射来，希腊海岸警卫队的一艘巡逻艇正向他们驶来，船上，身穿黑色制服、全副武装的边防警察手持武器瞄准这些偷渡者。他们往橡皮艇上扔了一根绳索，把两艘船连在一起。其中一名警察朝这边喊道：“不许剪断绳索，否则我们就开枪了。”随后，摩托艇上的人们一一爬上巡逻艇尾部，那些没有按照要求迅速把手放到脖子后面的难民更则被毫不客气地踹了几脚。

巡逻艇的速度快了许多。大约半个小时后，这些难民被命令回到摩托艇上。“欢迎来到希腊。”一个边防警察说道，然后和巡逻艇一起消失在了夜色之中。此时，罗哈尼兴奋地想，他真的来到欧洲了！

在法瓦德和罗哈尼两人从阿富汗启程时，我和摄影师Olivier Jobard就一直跟随着他们。一直以来，我们对于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设想。既不知道自己会有一天在深夜置身爱琴海上的一艘摩托艇之中，也无法预料接下来还会发生些什么。

两个阿富汗青年的巴黎梦想

三个月前，来自瓦尔达克省的26岁普什图族（Paschtune）青年罗哈尼正在国内四处逃避着追杀。他是塔利班的一名成员，但却因为救助了一位为美军工作的朋友而被塔利班当成间谍，两次被抓，险些丧命。为此，他不得不躲藏在喀布尔的朋友家中。

到达后谁来负责他们的安全？罗哈尼（左二）和法瓦德（中）在向“蛇头”提问。

罗哈尼非常有自制力，看上去十分小心谨慎，有时甚至会给人一种用脑过度的感觉。他给我们看了自己家乡的照片，照片里是他父母的房子和一派安逸宁静的田园生活图景。不久之前，他还在果园里帮父亲采摘苹果和桃子。“那种场景美好得让我想哭。”他用我们意想不到的轻柔嗓音说道。在另外的一些照片中，则是断壁残垣的战争景象。

“战争把我们的心灵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罗哈尼说，“国外的生活比这里好一千倍。”那就是他想去的地方。

早上，几个穿制服的警察突然闯进宿营地。大家四散而逃，寻找新的藏身地点。

一天早晨，在与亲友匆匆道别后，罗哈尼踏上了逃亡的旅途。在手机、换洗衣服和几张护照照片之外，他还随身带有一封塔利班扬言要杀了他的信。这是他最重要的东西，是他通往陌生世界的通行证。

送别时，没有人的表情是悲伤的，只有表妹在窗帘后面偷偷哭泣。罗哈尼和一位表兄一同踏上了征程，向着临近巴基斯坦的边境城市贾拉拉巴德出发。

在路上，一位司机告诉他们：“巴黎是个繁华的大都市。每天清晨都有直升机往下喷洒香水。”

“和下雨一样吗？”

“对，就和下雨一样。”

“那巴黎肯定有很多花。”

“我爸爸特别喜欢花，我们可以给他寄花种，”罗哈尼说，“我觉得我能当个出租车司机。”

“不会的，你估计会去餐馆烤烤比萨，或者打打零工。”

在抵达西西里岛前，法瓦德（图中蓝衣男子）从船上跳进了海里。“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

此时，法瓦德已经到达了贾拉拉巴德。这位身形瘦削、容易紧张的男子有着棱角分明的脸庞和稀疏的头发，看上去远不止27岁。法瓦德的故乡库纳尔省位于兴都库什山脚下，是一片干燥、荒芜的山区。由于未能成功控制这片区域，美军刚刚从这里撤出。此前，法瓦德曾为美军基地燃料和物资的补给提供帮助，在路况较差的路段走在货车前方为其引路，一次能挣500美元，相当于他正常月工资的四倍。同样，法瓦德也收到过恐吓信。在收到第三封之后，他决定离开这个国家。

法瓦德和罗哈尼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蛇头”家里。那是一座用绿色和粉红色大理石装饰的房子，四周有高墙围绕，一看就知道，房子的主人做的是一本万利的生意。“蛇头”是一个30岁上下的肌肉男，在英国生活了6年，英语虽然依旧不太灵光，但却养成了英国间谍电影里的那种气场。他的工作其实更像个导游：自己在阿富汗国内，通过手机联系行程，每个路段安排专人负责。去希腊的一路上差不多有20多段。

短暂的幸福时刻：在拉合尔，虽然他们是非法移民，但总算暂时安全了。

偷渡费每人6500美元。其中2000美元需立即支付，剩下的部分交由一个中间人保管，等到他们安然无恙地抵达目的地再付给“蛇头”。根据普什图族“荣誉典章”（用来规范本民族个人、家庭、国家的内在行为的一系列规则）的规定，如果偷渡者在路上遭遇不幸，他们的家人可以找“蛇头”报仇。

法瓦德从喀布尔到雷巴赫的旅程：12600公里；付给“蛇头”的佣金：12500欧；在路上漂流的时间：137天。

第一阶段：阿富汗的贾拉拉巴德—巴基斯坦的俾路支

我们和法瓦德、罗哈尼连同其他难民一起坐小巴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上的小镇托克哈姆。从这开始，手机成了他们和和家人、“蛇头”联系的唯一“生命热线”。罗哈尼口袋里塞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伦敦、德国、法国那边的联系人的电话。第一晚，大家在茶室度过。在摇曳的灯光下，罗哈尼得知法瓦德也想去法国。法瓦德说：“我想去那儿盖一座漂亮的房子。”

隔天早晨，一行人开始穿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开伯尔山口。天空乌云密布,下着雨，协助他们逃跑的人给了边防人员几张纸币，边防人员没有检查证件就放他们过了境。罗哈尼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了自己的国家。

开伯尔山口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分界线。对其中一些难民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国家。

之后，他们坐大巴来到了巴基斯坦拉合尔的一个路边餐厅。在这里，罗哈尼第一次体会到了做一个外国人的感觉：汽车和人力车的噪音、大城市的特殊气味、味道浓郁的饮食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但是，我们别无选择。”他说。

晚上，已经扩大到10人的逃亡小分队被塞进了一家空气浑浊、不时停电的小旅店。法瓦德给他们讲起了之前试图穿越伊朗边境的经历。那里是他们的下一站。

“你们车上一共有几个人？”其中一个问道。

“差不多40个，我们都躺在车后的货箱里。”

“警察发现你们之后开枪了吗？”

“当然了。我们前面那辆皮卡起火了，上面的人全死了。”

“你们被抓后为什么不给他们塞点钱？”

“你要敢这么干的话，他们会把你打死的。”

在拉合尔，难民们租了一间房。什么时候再出发，以什么方式，只有接头人知道。折磨人的等待和绝望的焦急交织在一起。

两天的等待后，“蛇头”给他们拿来了火车票。目的地：卡拉奇。26个人坐在折叠椅上，一边在心里默默祈祷，一边看着车窗外贫民窟浅灰色的土房子渐行渐远，直到被黄色的沙漠取代。车厢里混杂着辛辣的饭菜味和汗臭味。沙尘从窗外飘进来，飘进鼻子里、嘴里，在牙齿间咯咯作响。

罗哈尼感到精疲力竭。“但我还是很开心，”他说，“我在去往更好的生活的路上。”

到了卡拉奇，行程一下子变快了，一切都得抓紧时间。下一个接头的“蛇头”来自俾路支，他在市区另一头的火车站等他们。法瓦德和罗哈尼身无分文，准备在车后座上凑合一晚。我们决定暂时和这些偷渡者分开，随后再会合。

第二阶段：伊朗—土耳其。

几周后，在伊朗西北部乌尔米耶附近一个园圃的盆栽棚里，我们再次与大家会合。这里距土耳其边境只有20公里。因为是非法入境，我们准备徒步跨越边界。在油灯昏暗的光线下，一群男人披着毯子席地而睡。一名女性成员在伊朗加入了他们。31岁的她身材娇小，一身黑衣，脸上被面纱围得严严实实，只能看到眼睛。她坚持睡在一个旧汽车的座椅后面。对她来说，这样至少能保留一点私人空间。

饮食：几周以来，这些人一直在路上奔波。他们早已体力不支，也没有足够的食物。

狭小的空间里弥漫着很久没有洗澡的馊味和绝望的气息。两周以来，支撑罗哈尼、法瓦德和其他人的唯一希望就是这次穿越土耳其边境的机会。在我们缺席的这段时间，他们夜以继日地长途跋涉，终于穿过了巴基斯坦的沙漠。不过，随着体力的不断下降，不安的情绪也在悄悄滋长。他们越来越憔悴了。

体力的极限：在穿过伊朗－土耳其边境的库尔德高地时，罗哈尼、法瓦德和其他人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他们经常只能在夜间赶路，而白天则必须躲起来。

如果在伊朗被抓，必是暴力相向；如果在土耳其被抓，一切前功尽弃。对他们来说，当务之急是不让人发现，或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花钱买平安。

早晨，他们被饥饿唤醒。他们躺在满是灰尘的地毯上，盯着天花板。塑料做的窗户让这个小棚子看上去像监狱一样。每个人每天有一颗鸡蛋，还有“薄得和纸片一样的面包”。

在山顶已经被积雪覆盖的群山脚下，他们再次启程。罗哈尼满怀敬畏地看着面前的大山，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通往欧洲的这条路是如此凶险，搞不好就会被冻死在这大山里。

罗哈尼把手头所有衣服都裹在身上。在传统的阿富汗服饰——阔腿裤和及膝长衫外面，他又套上了一条牛仔裤、一件T恤衫、一件西装夹克以及一件在村子里与人交换来的女式冲锋衣。天黑后，他们坐在一辆牲口车上离开了这个村庄。新的接头人是两个库尔德人，讲着伊朗波斯语，这种语言和阿富汗的达利语很相近。“我们要快点走，你们不许说话，不能发出声响，”其中一个“蛇头”用沙哑的声音说道，“一直走，我说停才能停，明白了吗？”

下过雨的路面很湿滑，脚下的碎石很容易让人滑倒。在黑暗中，不停有人打踉跄，跌倒在地。一直走了三个小时，前面领路的“蛇头”才停了下来。“我们没法再往前了。”他们说。因为天快要亮了，再往前走很可能会被伊朗警察发现。那个伊朗女孩呜咽了起来，法瓦德和罗哈尼困得快睡着了。

早晨，两个“蛇头”离开了，留下这些偷渡者。好在，除了天空又开始下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罗哈尼拿出一块离开村子时带在身上的小干面包啃了起来。

下午，那两个库尔德人终于再次出现。一路向前，他们经过了一片满是菜地、小溪和鹅卵石的原野。而蛇头则一遍遍地强调：“不要停。”在夕阳的余晖中，他们来到了最后一座山峰脚下。又过了三个小时，他们终于下了山。两个新的“蛇头”接管了这伙人，而之前那两个库尔德人从每个人手里收取了500美元后原路返回。此外，偷渡者在伊朗的委托人、也就是阿富汗那边“蛇头”找的伊朗下线，还会给他们俩每人支付800美元。

“我们到土耳其了！”法瓦德激动地说。但在别人听来，他并不是很兴奋。

欧洲呢？依然很远。

一行人坐上牲口车，踏上了新的旅途。他们会在不同的藏匿地点睡上几个小时，在山间的冰冷溪水里清洗满是泥浆的衣服。之后，为了降低被发现的可能性，他们又被分成一个个两人小组，从东向西穿越这个国家。在穿越的过程中，他们有时不得不怀揣一张伪造的联合国难民署的通行证，24小时坐在长途汽车上。

伊斯坦布尔给罗哈尼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行色匆匆的路人、出售酒类的柜台、高楼大厦、着装西化的妇女、有轨电车。突如其来的幸福感让他眩晕。不过，有一件事他还不太敢做，那就是直视女性。

在伊斯坦布尔的库姆卡普地区，仿佛每两个房间中就有一间藏着难民：非洲人、阿拉伯人、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法瓦德和罗哈尼每天都要刮胡子。一个“蛇头”负责给他们提供食物，并用各种借口让他们继续等待，以至于坚持等待的偷渡客常会和他发生口角甚至动手。

等待了十天后，他们终于可以进一步行动了。目标：爱琴海边的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不能带任何行李，手机只能装在一个塑料袋里，藏身地点位于伊兹密尔附近的一个果园。第二天清晨，两名男子闯入了大家藏匿的地点。是警察！法瓦德和一个同伴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绝不能在离胜利一步之遥时被抓。难民们几乎是在同时四散而逃。其中一个人拿出手机，边跑边给“蛇头”打电话。他气喘吁吁地说：“我们要坐大巴去伊兹密尔！”最终，他们成功逃脱了警察的追捕。

在伊兹密尔的长途客运站，他们登上了一辆厢式货车。一段不长的旅程后，他们在一个海滨度假村旁边下了车。接下来，他们将要坐船渡过爱琴海，前往希腊。即将与他们共度这段考验的20位阿富汗人中还有一位妇女。她显得很害怕，因为没有人能给她一件救生衣。“这太危险了。”罗哈尼轻声说道。即便有救生衣，那么多人同时坐在一艘船上，也让他很担心。

途经地和终点站：希腊。

事实证明，那句“欢迎来到希腊”纯粹是调侃。希腊海岸警卫队把摩托艇的外悬式发动机拿走了。橡皮艇只能随着海浪在海上漂来漂去。“我们落在上帝手里了，”罗哈尼说，“这是我们的宿命。”在黎明时分的朦胧光线里，一艘白色船只的轮廓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但是，船上挂的旗子不是希腊的，而是土耳其的。一切都清楚了：希腊海岸警卫队把橡皮艇又拖回了土耳其海域。这种集体驱逐的行为在欧洲是被明令禁止的。

罗哈尼的旅程到此结束了。2013年6月18日，他从土耳其被遣返回阿富汗。从此，他又将过上东躲西藏的生活。

第三阶段：土耳其—法兰克福。

在土耳其被拘留三周后，法瓦德得到了释放，因为他坚称自己尚未成年。回到伊斯坦布尔，他向我们说起了一位名叫阿兹扎的姑娘。他曾想与这位姑娘结婚，但是她的家人把她许配给了别人。“这是我心中的伤痛。”法瓦德说。他希望能够治愈这个伤痛。

去往土耳其的路上：“蛇头”拖着唯一一名女性偷渡者前行。对于这种长途跋涉来说，她的身体实在太孱弱了。

法瓦德在伊斯坦布尔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一家网吧中度过的。他与在德国以避难者身份生活了三年的弟弟取得了联系。他弟弟的建议是，尝试坐船去意大利。这段行程需要额外缴纳6000美元。这笔钱将由法瓦德在坎布尔的哥哥向“蛇头”支付。

法瓦德说，他在阿富汗的时候完全无法想象欧洲居然会有人露宿街头，而巴黎则令他非常失望。

经历了三周的等待后，法瓦德将与另外130多名难民一起躲进了一艘木质渔船的船舱里。这130多人多数都是乌克兰人，其中不乏妇女和儿童。

五天后的7月29日，法瓦德终于到达了意大利。晚上，“蛇头”命令他们下船，然后把船开走了。此时，西西里岛的一段海滩已经在视线范围之内了。“妇女和儿童都哭了。我跳进了水里，拼命游向海滩。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法瓦德说道。

此时的法瓦德已经筋疲力尽。他穿着破旧的衣服，蓬头垢面，口袋里只有少许美元。他在田野里度过了第一个夜晚，然后步行到达了西西里北部。这段时间里，他在海滩上过夜，在公共浴室里洗漱，他偷偷潜入渡轮，搭上火车，不断继续着自己的旅程。

法瓦德的希望很简单：“如果不打架，不偷窃，努力工作”，警察就应该不会找他的麻烦。

经过罗马和文蒂米利亚，法瓦德到达了巴黎。我们在巴黎的维尔曼公园见到了他。孩子们在草地上尖叫、嬉闹着，而法瓦德则面带失望的神情，坐在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草坪上，倾听着其他难民的故事。他们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但却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他们定居下来。他们没有工作，居无定所，只有穷人救助站愿意给他们提供帮助。

“这不是巴黎。”法瓦德最后说道。他的意思是，这不是他之前想象的那个巴黎。事实上，他觉得自己现在的处境比在阿富汗时还要艰难。在阿富汗的时候，每家的房子至少有一间客房，即使是最不受欢迎的仇敌，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给他借住。

法瓦德想要开始新的生活，但到底该怎样开始？该从哪里开始？

德国，暂时的终点。

雷巴赫位于德国西部地区，是一个约2万人口的安静小镇。在一个居民区旁，矗立着一些灰色的双层楼房，每一幢都有编号。这里住着1200名避难者。法瓦德住在第11单元。

我们见到他的时候，法瓦得显得十分沮丧。他在巴黎待不下去了，就坐火车来到了德国。他的头发剪得像足球运动员一样，两边比较短，头顶抹了发胶，身上的运动鞋和T恤依然是在西西里岛跳下船时穿的那套。他和另外两名男子同住一屋，房间里有双层床、小桌子、冰箱和几个金属架子，墙上画着波斯语“爸爸，我爱你”的涂鸦，旁边是孩子画的小船。法瓦德现在每个月有137欧元的零用钱。

已经到了？法瓦德成功抵达德国，但是他说：“我想得太多，我觉得我快要疯了。”

如今，法瓦德在喀布尔的哥哥必须要将证明他身份和他的生命安全受到塔利班威胁的材料寄到德国来。而法瓦德也不愿意让亲人们知道他正住在一个仓库里，因为他们在法瓦德身上寄托了太大的希望。

几周以来，法瓦德一直在等着他的避难申请获得通过。他不知道这样的等待还要持续多久。“我不能离开这个城市。既不能工作，也不能上学，”他告诉我们，“而且，我完全无事可做。我觉得我要疯了。”

作者介绍：

本文作者Claire Billet和摄影师OlivierJobard始终担心暴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当他们不得已向土耳其海岸警卫队表明身份时，对方却怀疑他们的身份是伪造的。

来自《GEO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