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州传销(他带着68万元参与传销，把头目送进监狱后又走上另一条不归路)

2009年，冯坚还是一个因不愿被洗脑，而怒砸传销组织头目的人；然而，此后他最终没能逃过传销组织精心设计的骗局。

2年后，依然没有一夜暴富的冯坚，幡然醒悟，开始搜集证据，把传销组织幕后的操盘手送进监狱。

当冯坚如获新生回到家乡，亲朋好友已不欢迎他，甚至还对他指指点点——“这是北海的传销骗子”。为此，他切断了与过往生活的联系，参与了反传销联盟，奔波于全国各地。在这样的日子里，冯坚不断唤醒仍沉浸在发财梦中的受骗者，帮助他们走出迷途。

欲望膨胀走向歧途

今年45岁的冯坚，高大，皮肤黝黑。37岁前，他在老家桃源县开了一家宾馆，也做点其他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舒服自在。

但一个朋友的电话改变了这一切。朋友说，可以介绍他在广西北海做绿化工程。当冯坚兴冲冲地来到北海，朋友却不谈工程，只是带着他游山玩水，偶然提及 “1040工程”，并向他引荐了一些人。

“这些人十分热情，不停与我握手，说他们支持西部大开发，加入了国家的‘1040工程’项目，每人仅需投资6.98万元，最高可返还1040万元，不少人已坐拥豪车、别墅和千万存款。”冯坚回忆说。

当过兵的冯坚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个传销组织，但他假装接受洗脑，并盘算着把朋友夫妇俩带回湖南。

有一天，冯坚实在无法忍受他们灌输的理念，拿起烟灰缸砸向一个小头目。没想到，对方不仅没有怪他，还为他订了返家的机票。

“传销不就是骗钱和控制人吗？”此时的冯坚觉得奇怪，“他们好像都没做这些，只带我吃喝玩乐，花了近万元。”

回到家后，冯坚的生意遭遇不顺。这时，“1040工程”经常出现在他的脑海，赚钱的欲望开始膨胀。

他决定到朋友说的贵州等地“考察”再看看，结果发现，“这些地方都有类似的组织”。 这时的冯坚心动了，“这应该是国家暗地里支持的大项目。”

黄超（化名）也是一名反传销者。在他看来，加入传销的人，要么被金钱诱惑，要么被感情打动。传销组织会设一个局，让你一步一步往里面钻。比如，他们会放一些宣传片，里面嫁接政府的身影，接着反问，“如果是传销，政府会不打击，还和我们在一起吗？”被骗者在这样不断的反问中陷入思考，从而慢慢相信。

2010年初，在长期思考之后，冯坚坚信自己找到了一条发财之路。

幡然醒悟揭发头目

带着一张存有68万元的银行卡，冯坚和妻子来到了北海。他们租下一栋别墅，准备大干一场。

起初，一切还算正常。但日子一长，精于算计的冯坚渐渐发现，自己的上线许诺的奖金从未兑现，用来敷衍的借口也满是漏洞；而下线们领取的申购单据，被“经理”随手撕碎扔进垃圾桶。直到发展29人的目标达成，冯坚也没有得到百万奖金，连10余万元的“包装费”也被克扣至1万余元，他开始动摇：“这会不会是个骗局？”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冯坚决心到头目们的家乡调查，“看他们到底是不是住了别墅，买了地皮，有千万存款”。

在张家界的杨家寨，冯坚找到了一位高层杨华（化名）。“当我见到他时，我傻眼了。他一身的泥巴，是被家里人赶出来的。”令冯坚想不到的是，当这位高层喝醉之后，一脸泪水地说，他害死了自己的弟弟杨坚（化名）。

原来，杨坚在张家界买了房，有两个小孩，为了加入传销借10多万元高利贷还了房贷，然后把房子作抵押贷款，结果传销没赚到钱，高利贷又逼债，房子也没了，重重压力之下选择自杀。

“一切都是假的，组织吹嘘的美好‘钱景’也是假的。” 冯坚回到北海后怅然失落，内心纠结着要不要把这些事告诉自己的下线。

在一番挣扎后，冯坚决定反击，并上网求助。在国内最早从事反传销工作的民间人士、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盟会长凌云的帮助下，他开始偷偷收集上线操盘手们从事传销的证据。

2012年初，手握证据的冯坚“策反”了多名同级主管，趁3月组织高层在云南蒙自开会之机，他和下线们将9名头目扭送至当地公安局。此后，头目之一的梁某获刑。

解散“团队”后，出于愧疚，冯坚尽力补偿了自己的每一个下线，半生积蓄付诸东流。两年前带来的68万元，离开时只剩下3万余元。

回到老家的冯坚，已抬不起头，每天无所事事。别人见他就躲，他也不敢出门，连买包烟，都是让孩子去。“我害怕走在路上被人指指点点，说这是北海的大传销头子。我的人脉和生意，已经被传销毁了。”冯坚说。

成为反传销志愿者

应凌云的邀请，2012年末，冯坚加入中国反传销志愿者联盟，开始了新的生活。

从2006年起，各类反传销协会、网站、联盟等民间反传销机构陆续出现，这些机构多由一些曾经深陷传销组织的人员创办，接受被困传销人员和反洗脑者的求助。

很快，冯坚建立了名为“坚哥反传销”的新浪博客，并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回复别人的评论与留言。对于求助，他经常毫不犹豫就应承下来，用自己的切身经历以及反传销知识规劝落入传销组织的人。

开展反传销工作，冯坚最常做的就是反洗脑。家属将传销者带出传销组织后，冯坚假意对传销感兴趣接近传销者，再对其进行“反洗脑”。“在这个过程中，要非常熟悉传销组织的等级、计酬制度和洗脑方式，借此拉近与传销者的距离，然后找机会攻破传销者的心理弱点。”冯坚说。

在冯坚的引导下，一些传销者醒悟，有的非常失落，一言不发；有的唉声叹气，心疼钱没了；还有的想着把朋友解救出来。为了巩固效果，冯坚还会进行1—3个月的电话跟进。

全国各地的传销窝点，冯坚基本上都去过，最远的到过东北、西藏。

有一年，冯坚攒下的车票、机票，就有厚厚一沓，金额高达9万元，他记不清自己救助了多少人，“估计5年有三四百人吧”。

5年的反传销生活，冯坚见过许多被洗脑者，有时也很同情他们，“传销就是一种分钱游戏，钱都让最顶层的操盘手骗走了。”

但不断有人前仆后继投入到这份看起来很美好的所谓“成功事业”中，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在冯坚看来，“最根本的还是要克服贪欲，不要幻想一夜暴富。无论对方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如果其经营的项目并不创造任何财富，却许诺只要交钱入会，发展人员能获取回报，就必须提高警惕。”

自我救赎赢得尊重

从反传销中，冯坚找到了人生意义。

有一对东北姐妹，同时陷入传销组织。身怀六甲的姐姐被冯坚救出后，要求丈夫一定要将妹妹救出，否则就离婚。

由于人手紧张，冯坚无法亲自前往解救。丈夫只好按着冯坚的计划亲自上阵，几经周折，终于将妻妹从传销窝点救出。事后，好不容易保住婚姻的这个广东男人，抱着冯坚嚎啕大哭。

2015年，在一次配合河北霸州警方的打传活动中，一对甘肃父母找到冯坚，请求寻找失联3年的女儿。在查找了上百个传销窝点后，冯坚终于找到了那个26岁的女孩。在解救现场，一家三口抱在一起，放声大哭。

这样的场景和一摞获救人员家属送来的感谢信、锦旗一样，让冯坚获得了一种尊重与认可。

但危险也时常相伴。2016年，合肥的一个传销窝点被端掉后几天，冯坚的两名同事在当地街头被传销分子认出。一眨眼功夫，10多名传销分子就举着砍刀和棍棒围住了两人。情急之下，一位同事掏出防狼喷雾一顿狂喷，才逃出了重围。

其实，冯坚的家人对这份有危险又需到处奔波的工作并不认可。由于常年在外，“一个月也只有几天在家”，冯坚与孩子相处的时间较少。有时，孩子在电话里一句“想爸爸了”的话语，让冯坚心酸不已。

家人曾多次劝冯坚放弃，像以前一样回家重新做点生意，但冯坚却不愿回头。那份参与传销、并给他人带来痛楚的自卑感与耻辱感，始终在他心里难以抹去。

“在亲友眼中，2009年我走上传销的歧途，好不容易醒悟过来，却又走上了反传销的 ‘歧途’。”然而，冯坚说，这是他对自己经历的救赎。

愿为打击传销做更多

民间反传销组织自出现后，发展之路并不顺畅，甚至还出现了一些乱象。

据媒体报道，起初民间反传销抱着一片公益之心，但最终因经费困难，开始选择收费运作。而到目前为止，反传销的营救活动也没有固定的收费标准，高低可差9倍。

在采访中，多位反传销人员不愿多谈收费这个话题。

冯坚说，反传销联盟接受委托需要交纳一定费用，除差旅费外，有固定的劳务费标准。如果救助对象失联，凭经验寻人，费用更高。

王辉（化名）是一位出生于1989年的反传销者，他也曾参加过传销。对于收费，他直言，“除了路费、伙食费等，我一般解救一个人要获得二三千元的费用，钱要先打给我。但如果是特别困难的，也会酌情考虑减免。”

此外，一些反传销者利用传销组织不合法、传销者心虚的心理，通过暴力殴打、交换人质等手段去找人，最终甚至把自己送上法庭。

对于这些问题，冯坚觉得并不可取。他认为，在必要的时候，最好能够与公安机关配合。民间反传销者也希望走出灰色地带，能够成为政府打击传销的一个有利补充。

谈到今后的打算，冯坚说，希望自己能创办企业，为救助对象提供工作岗位。他发现，这些年来，救助对象大多数是文化层次不高的农民、社会无业人员等。没有生存技能，相信一夜暴富，才会被传销组织洗脑。他们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清醒后，“很容易在世俗眼光下抬不起头来”。

冯坚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能和民间反传机构合作，开设有关思想矫治的学校、培训机构，对被解救人员进行集中学习培训，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为他们提供生存的饭碗”。

END

文/图｜湘声报记者 陈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