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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宋以前，淮域是鱼米之乡。南宋以后，封建统治者近千年的折腾，使其沦为穷山恶水之地。张謇年青时多次考察淮河。随孙云锦入汴后，亲身经历了黄河救援。实业甫一就序，张謇即着手治淮工作。

张謇治淮理念具有鲜明的超前性，即开放被视为无用的资源，由市场配置，通过市场手段化害为利。这一理念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利商、利民、利国，但不利于通过资源垄断以谋求私利的官僚集团，也使担心影响其专制权力的封建统治者狼顾狐疑，是以最终难以成功。

治淮受挫，不是张謇计划过于庞大，而是专制官僚集团捍卫自身利益的力量太过强大。

张謇对操控全国资源、处处以自身利益为重的专制政体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在《革命论》中写道：“假汤武者豪杰或庶几？其次类皆出入于权奸盗贼之间。此诚专制之国体有以造之。”

一

费礼门指出：“洪水在中国，危害人民生命为数之众，举世殆无其匹。”

皇权时代中央的治水多服从于维护君权的目的，这种治水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水利，但也造成了长期触目惊心的水害。中国古代的“四渎”渐渐地失去了一渎半：至近代，济水踪迹难觅，淮水的自然河道仅剩中上游。可以说，淮河水患是封建统治者近千年折腾的结果。

近代淮地、尤其是淮北土壤地貌和农业生态变迁，主要是黄河长期夺淮、朝廷在淮域兴建无数保运(河)工程的结果。

北宋以前，无论是史籍记载，还是考古证据，均表明中国的核心地区(甸服、侯服)主要居淮河、黄河之间。原来的淮地自然生态非常优越，宜稻米、小麦、蚕桑，民谚称“走千走万，比不上淮河两岸”。古人称淮安，“财赋殷繁，鱼米沃壤。”盐城，“士惇礼让之风，民乐鱼盐之利。”海州则为“鱼盐之邦”。海沭地区“晓市多鱼蟹，村庄足稻粱”。

春秋时代，淮地就兴建过大型截水工程。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吴军进攻徐国，“防山以水之”;“此盖利用堤防以山水攻城最早纪载。”东汉兴平三年，曹操军队围攻下邳吕布，“遂决泗、沂水以灌城。”南朝梁武帝时，在淮河中游尾部浮山一带筑堰，以淹没上游220公里处北魏占领的寿阳。浮山堰长9里，上、下宽各45和140丈，高20丈，堰西水深19.5丈。总蓄水量100多亿立方米，水域约6700多平方公里，淹没了今五河、泗县、凤阳、蚌埠、灵璧、固镇、凤台、寿县、颍上、霍丘等县市的大部或一部分。直接造成“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地。魏寿阳城隔戍稍徙顿于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冈垄。”大堰存在了4个月即溃决，“死者十余万口。”梁武帝还在淮北修宿预堰和曹公堰，均用于军事目的。梁军后来大筑韩山堰(即寒山堰),以水淹彭城。像浮山等堰无任何“水利”可言，于敌、于己、于天、于地、于民皆是不折不扣的水害工程。

宋高宗二年(1128)冬，“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这个决口历南宋、元以及明代中前期，未加堵筑，造成黄河长期南北分流。明弘治六年(1493),刘大夏始筑太行堤，把黄河北流的河道堵死，让黄水全部向南流入淮河。黄水入淮，通常不是一条河道，往往漫流为巨大的扇形行洪区，使得淮北生态雪上加霜。清人指出：“以全河赴淮，淮不足以当全河之怒，则溃决益多。”孙嘉淦称：“自刘大夏筑太行堤二百余里……逆水性而祸民生，亦可谓拙于谋矣。”

由于淮水加上黄水均从淮河下游河道入海，造成河道经常淤塞溃决。万历七年(1579),潘季驯为了加大清水对黄河泥沙的冲力，在前人遗留的小规模的高家堰基础上大加增筑，完全截断淮河，把原来陂塘性质的小湖泊群连成规模巨大的一个水体，逼迫全部淮水以趋清口。从此就有了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洪泽湖这个事实上的人工大水库。

以常识言，人类蓄水的水库常建在山谷中，数面临山，只要在谷口修一两道坝堰即可，这样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土地被淹。洪泽湖则是一座建在平原上的大水库，北、西、南三面基本无堤捍水，只有东面一道高家堰大堤。

淮河从洪河口到洪泽湖为中游，即使以安徽西部的山地丘陵为起点，中游490公里的河床落差仅16米，比降为0.03‰。实际上，许多河段是倒比降。据民国时实测：“洪湖底，乃高于上游盱眙淮底二尺许，盱眙淮底又高于上游五河淮底五尺许，由五河至寿县一带三四百里间之淮底，几无倾斜。”

洪泽湖底的高程已10米多，最低处也达8.5米，而高家堰以东里下河平原的海拔仅约3米，比洪泽湖底低6米多。据推算，潘季驯修筑的高家堰堤顶高程约12.2米；清代逐渐加至19.0-19.5米之间。洪泽湖水位达12.5米，湖面面积为2068.9平方公里；水位提高到14.56米，湖面增加约1600平方公里。清代在该湖蓄水往往2丈(合6.4米)以上,即整个淮河水位高于16.4米，也就是淹没高家堰以西皖北地区海拔16.4米以下的所有地区。“洪泽一湖，旧系民田，自黄河南徙，淮水停蓄，膏腴之产，俱付洪流。”

1680年，洪泽湖水淹没了泗州城。经测量，泗州南城墙高度为5.8-6.4米。泗州永沉湖底，没有城墙、护城堤保护的广大乡村镇市被淹没之广也就可想而知。同时，淮河中游以及运河两侧形成了数以百计的较大湖泊，大量田庐永为水窟，亿万生灵沦为鱼鳖。此皆增筑高家堰等治水措施的影响。

在明清朝廷大规模治水的区域，水灾不是有所下降，而是直线上升。顺治至雍正的92年中，仅在江苏的淮北地区，中运河河道变迁10次，沂水河道变迁6次，睢水河道变迁2次，沭水河道变迁1次。黄河主河道虽无大的改迁，但减水道变迁6次。乾隆时代，黄河溃溢20次。每一次河道变动、甚至河道决堤，都是数以万计、乃至百万计民众家破人亡、产尽财罄、惨绝人寰的悲剧。

因此，淮域的水患是人祸。刘尧诲写道：“淮扬多水患，而说者以为天数，岂非妄哉。”

淮河水患的真正成因是皇权的乱作为，主要肇因于封建统治者蔑视自然、视民为蚁、治水事务以服务政治需要、把民生民命作为可以随性牺牲的“代价”。而在封建统治者的不懈折腾下，淮北民众只能消极地“躺平”。

清初，靳辅发现，淮安、徐州、凤阳一带百姓，“全不用人力于农工，而惟望天地之代为长养。其禾麻菽麦，多杂艺于蒿芦之中，不事耕耘，罔知粪溉，甚有并禾麻菽麦亦不树艺，而惟刈草资生者，比比皆然也。”

到清中期，江苏巡抚陈弘谋指出：“淮徐海境内，地土非尽瘠薄，可以种植。地土一望无际，只因河流未通，一遇天雨，是处弥漫。或广种而薄收，或有种而无收，一年妄费工本，次年遂弃而不种。”粗放地听任农田长草，比种粮有保障。“或既种而复渰，并失其种，所谓有地不得耕也。”

张謇写道：淮河“迨入苏江北境内，则以千六百余里之河身，包括五十二万方里之雨区，集合七十二山河之支派，悉以我淮扬数万里之面积为归宿。而古来自由入海之孔道，夺于黄河者六百余年。河徙而北，置不治理，久已淤垫，又五六十年，而江北从此多灾矣。灾之远者不必计，最近自光绪丙午(1906)至今十三年耳，灾凡六见，推而至于与淮有关系之沂，与沂有关系之沭，灾亦频见。顾此肥美可耕之地，每值米麦刈获之时，一旦西水东注，颗粒无收，遂成制造土匪之场，媒介盗贼之主矣。直接之患，江北独受之；间接之患，全国同受之。夫此非不可挽回之事，而熟视无睹，其咎安在?”正如张謇所云，淮河问题最终成为危害整个中国的全局性难题。

二

从技术层面来看，淮河问题源于黄河夺淮的影响。淮河水灾影响的主要地区是淮安、徐州、海州、凤阳、颍州(阜阳)、泗州等淮域地区，张謇所处的通海地区并非淮祸的直接受害区域，但张謇对淮河问题的关注非常人所能及。

张謇22岁时随孙云锦“勘淮安渔滨河积讼案”,“因得冯氏、丁氏说淮河利病书，因更求潘、靳书。”“潘”即潘季驯，“靳”即靳辅，两人分别为明、清最著名的治淮(黄)官员和专家，说明张謇此时已开始关注淮河问题。张謇自称：“謇于弱冠时，薄游淮上，略研地理，习闻昔日淮、黄合流之祸，深咎黄徙而不即治淮之失，逆计不治淮则淮必有病民之日，考前哲治河之书，访每岁淮流之状。丁亥(1887年)郑州河决，漫溢皖北，归纳洪湖，淮乃大垫而益不易治(道光己酉六堡之役，决黄入清，洪泽已被淤垫，而犹未若丁亥之甚),由是间岁辄灾。”

光绪十年十月五日(1884年11月22日),张謇乘船过洪泽湖，目睹“决口甚多”,“舟逆流盘溯，行仅六十余里，氐露筋庙。”露筋庙是清代治淮的一个地标，里面有治淮专家陈潢的题诗：“东去只宜疏海口，西来切莫放周桥。”虽了了数语，凝炼了治淮的真谛。此行张謇对淮河问题关注更切，诗称：“淮水日南泻，征人与未休。停桡询旧泊，对烛此深秋。人事成今昔，关河况阻修。”阅读对淮河问题多有载记的《淮安府志》《邳州志》等，并再次研读康熙时靳辅和雍正时在江苏大力治水的鄂尔泰的奏议。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1887年7月13日),张謇随开封知府孙云锦赴任，取道六安—顺河集—正阳关—颍上县—颍州府—太和县—淮甸—新镇—周家口—大林港，于六月十六日(8月5日)抵达开封。这次行程事实上是对淮水的一次考察。张謇抵汴不久，即遇郑州段黄河决堤，下游开封被灾严重。张謇日记称：“八月十四日，河决郑州东石桥，初三十余丈。次晨，孙先生(孙云锦)往决口查灾。决口越二日，宽至二百余丈，全河夺汴、颍、汝、涡而下灌，横经四五十里，灾民四散奔逃，不可数计。”周家口一带，“浮尸络绎不绝，有一绳系男妇老幼七口而兼一犬者，有据树巅呼救而无舟往渡者，有数家奔避高阜露处于惊涛骇浪之中者。”

此次水灾，仍旧是人祸，更准确地说是官祸。据张謇调查：“余老爷(余璜)每年领银十几万，只见他时常唱戏请客，任用外工司事李师爷(李祁)一味刻剥，已二年不加春厢，故有今口之变。”决口时，愤极的民众将李祁推入水中，李祁泅上岸后，民众又将其剖腹弃入水流。张謇亲往水口勘查，道经中河厅中牟二堡、三堡，发现距省城开封仅60余里的重要堤防，“堤根啮缺，宽有不及丈者。”即便郑州处不决，“此处必有冲决之虞，决则省城受困矣。”河堤上无土无料，他发现有一石堆，高3尺，长2丈余，宽四五尺，“四面堆砌周密，其中处处架空而成。”

这次黄灾给张謇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写道：“灾民傍堤之南窟土，盖以柳条、蒿梗，相属数里不绝。呼其人而问之，谓近堤死者尚少，五六里外奔湍掩至，时当中夜，则人畜之漂没者不可殚记云。”一些底层民众，乘危作恶。张謇愤然写道：“舟人之恶者，虽经官顾拯溺，而每人索钱五千，或掠妇女而质焉。”当然，最缺乏人性者非封建官僚集团莫属，民众再大的苦难也未能唤醒其良知，“河督、河道所驻，距决口四十余里，漠然不相存恤。河道以灾民刈柳条庇窟，且斥为不成事体，出示严禁。”对民众深为共情的张謇直斥：“吾不知其何心也!”八月二十四日(10月10日),张謇作《送徐敬亭归淮安》诗：“八月河南决，排空万派浑。鱼龙骄白日，鸿雁满中原……独怜千里外，东望有惊魂。”次日，诗称：“梦去黄流断，愁来黑发疏。”诗中体现了对淮河问题和民生灾难的深切关注。

1903年淮水再次为灾，安徽凤、颍、泗，江苏徐、海、淮、扬7府极贫灾民约400万，次贫灾民约800万。尽管“恩赈、官赈、中外义赈”不断，但仅能救助600万人。“灾荒影响及于全省，抢米遏籴，无县无之。上而督抚，下而绅商，百计合谋，筹款运粮，振施不能遍及。”1904年，张謇实业甫一就序，就向清廷上《请速治淮疏》:“若不于受灾之源而治之，天意无常，数年或数十年之内，设有如上年之灾者，灾区必更大，灾情必更重，将何以应?所谓受灾之源者，淮水也。”深具国际视野的张謇告诫颟顸的清廷，“外人査我灾状者，咸谓置无算可耕之良田为荒区，造无算可饱之农民为饿殍，环球万国，惟中国有之。臣闻之深以为耻。按之万国公法，国有荒地不治者，他国得代治之。臣尤恐以上之言，展转流播，黠族环伺，从而生心，祸至抑无日也，故尤愿即归商办，以速其成也。”

1911年，美国专家报告，淮河造成的灾害，每年大约夺走了1000万人的口粮。进入民国后，与时俱进的张謇更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淮河进行考察、调研。1914年4月27日，张謇偕荷兰工程师贝龙猛同勘淮河。28日到达海安访开坝事。后经泰县、高邮、界首、宝应、淮阴、板浦、大德垣、大阜圩、公济圩、陈家港、武障坝、惠济闸、刘老涧、亨济闸、宿迁(勘总六塘河头)、杨庄、高良涧、龟山、盱眙、大柳巷、浮山、五河，5月25日到达临淮。

张謇对操控全国资源、处处以自身利益为重的专制政体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在《革命论》中写道：“假汤武者豪杰或庶几?其次类皆出入于权奸盗贼之间。此诚专制之国体有以造之。”他在盐业活动中感受到：“中国旧时专制政治之毒最为灭绝人道者，无过盐法。”同仁泰盐业公司“侥幸”成功，张謇深有感喟：“此亦在专制官下死中逃生之事也。”他谴责运司：“若所为乃专制官毒害人民之手段也。”张謇认为：“共和政体与君主立宪政体，不以国民程度之高下为衡，而以国民能脱离君主政府与不能脱离君主政府为适宜之取决。”他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专制体制下的治水思路：“秦汉以还，天下为国家，一国之水，宜若可以统治矣。而肉食操枋者流，铢铢而权，寸寸而度，虽治河之举史不绝书，然皆溃决之后，为补苴堵塞之谋而已。”

张謇对专制政体造成的淮患自然了然于胸。1906年12月22日，张謇明确写道：“自宋河决澶州而河与淮合，自明刘大夏筑断黄陵冈而河遂夺淮，终明之世，迄于本朝，淮、扬遂永被其害。其所以被害之故，在治河之臣止治河而不治淮。”他指出清廷在治淮事务上的拖延推诿：“前清沿元明之制，以转漕京师之故，专重治运，于河、淮之关系不加考察。至咸丰五年，铜瓦厢决，河自北徙，即有议者谓宜即此时治淮，不即治，淮必有灾。”他直斥：“坐视百万人民之死，残忍之至也。坐视百万人民之不死，而为乱，残忍之至也。储千万之款以坐视百万之民死与乱，是残忍而又残忍也。”

三

导淮的根本难题不是经费缺乏、劳力不足以及工程技术方面的缺憾，而是专制政体对资源的垄断、对市场的畏惧。张謇的治淮理念必然是摆脱专制权力的市场机制，他写道：“走在南通二十年，注重交通及水利，而筹款之法，用诸地方者，仍取诸地方，未尝依赖政府之维持。”他强调：“故欲兴办巨大之水利工程，非自筹经费不为功。”

他指出：“惟去害在导，兴利在垦，二者均非借债不行。然欲达借债之的，必先筹还债之方。还债为何?不外垦利。垦利为何?不外以将来涸岀之地，与淮有关连沿湖、沿河之地，一一厘正缴价升科为挹注。”

张謇谙熟淮北盐务。道光前期，两淮盐务成为国家财政漏卮，积欠各项银两5000万两以上。陶澍改引盐制为票盐制，采用有限的市场手段，立即扭亏为赢，填补了所有积欠。19世纪末以前，两淮盐务用地严重盐碱化，等同废地，张謇通过市场手段，使之变成数百万亩良田。

对于导淮问题，张謇非常正确地指出，只要开放资源，运用市场化途径，就可根治淮祸。他写道：“非大治淮水，上自颍凤，中贯泗徐，下澈淮海，穿辟大河，使水有顺轨安流之势不可。然计路六百余里，历二十余州县，计工巨而需费繁，约略估计，多须千万，少亦六七百万。官为筹办，上也。官若不能，由督抚敦请正绅劝集资本商办者，次也。淮治则湖涸，湖涸则淤地出，官办归官，商办归商，公理如此。虽然，地段之长，工程之繁，费用之巨，时日之久，事理之杂，绅非有权则掣肘必多，而官不保护，则绅无权；商非有利则观望必多，而官不补助，则商无利。保护之如何为之清界，为之去阻?补助之如何挪资数百万?工未成之前无利也，则不收缴价之费以补助之；淮即大治，淤地未必一时齐垦也，则缓升科征赋之期以补助之。十年以后，淮有畅流入海之路，湖有淤出可治之田，国有增赋，民有增产，大患尽去，大利顿兴，因祸为福，转败为功之机无逾于此。否则，一灾辄死数十万人，一赈辄费数百万金，民固不堪，国亦不堪。”

张謇的主张直指专制体制下的明规则——官员及其关系群体是主要利源的把持者。就淮域淤地而言，如咸丰七年(1857),河督庚长勘出苏鲁微山湖周边淤涨土地20多万亩，上等土地定价仅每亩0.3千钱，或年租金每亩80文。铜山刁团获地5800余亩，睢团获7500余亩，南赵团3100余亩，于团近3万亩，王团61800多亩，举人杨忠良获地2000余亩；沛县北赵团获田12500多亩，唐团82300多亩；山东拔贡生王孚获地20581亩，山东举人李凌霄获地4万余亩。清末淮阴候补知县袁静轩，广置田产，巧取豪夺河、湖两滩土地不下数十顷。河南候补知府李会文在清河县境内占有湖滩地14顷，让与广西右江道兼袭云骑尉张汝梅耕种，张又陆续添购湖田熟地30余顷，草地70余顷，并建起了集市、庄房。民国初年，苏北许多营地，“乡董把持，荡户刁玩。非其利源归其中饱，抑且盗贼恃以窝藏。”张謇倡导的借款导淮一案刚提出，对淮阴、淮安、泗阳、涟水、阜宁、东海、灌云、沭阳、宿迁、睢宁、泗县、五河、盱眙、天长、凤阳、怀远地区的水淹地亩，“射利之徒，勾结豪绅大猾，希图强占者，时有所闻。”21有人甚至把地亩指认到了洪泽湖中心。以至于冯国璋感叹：“当此世风刁敝，民俗强悍之时，欲兴一利，非有兵力以佐之，不足观成也。”

对于具体治淮事宜，张謇具有四大优势：一是对古代典籍关于淮水及其支派、黄河各问题的来龙去脉可谓了如指掌。二是对明清河臣的治水思路、实践以及治理绩效能明察秋毫。三是由于开启两淮垦牧等，对淮域的河道、湖泊、水土等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认知。四是一直运用当时最前沿的科学技术来解决淮水问题，他在《江淮水利施工计画书》中展示了非常严谨的水力学知识以及高等数学知识。

清代中期以前，治淮者无不以淮、沂合治为目标，认为“淮、沂、泗随在有连带性质，淮治则沂、泗无不治。”经过科学规划，张謇提出淮、沂分治：“旧黄以北为泗、沂，旧黄以南为淮，而略有泗、沂。若居今日而规画江北水利，则治之之法，淮、沂当分而不当合。……总计旧黄河以北容受泄泻沂、泗之河身，二千一百余里；入海之口二，临洪、灌河；潴水之区三，微山、骆马、青伊。此中，涓滴不及淮水而其被水灾区，尚不下三万方里。若淮水之屯积区如洪泽、高宝等湖，被灾区如凤、颍、亳、泗诸地，权衡水量，倍于泗、沂，一旦以倍量之水，引入沂泗流域，证诸往昔，揆诸现势，甚不相宜。所谓淮、沂之应分治者此也。”

在淮河下游河道长期被黄河侵夺、淤塞的情况下，张謇主张淮沂分治，使沂水不再作为淮水的支流，而是作为独立入海的“渎”,对于根治有“洪水走廊”之称的淮北的水患可谓切中肯綮。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以后修筑的新沂河就是淮、沂分治，新沂河独立入海。

就治理顺次而言，张謇主张先苏后皖，先下游后上游。宣统元年(1909),江苏咨议局通过导淮议案，两江总督以经费困难予以掣肘。张謇设立江淮水利公司，先从淮阴清江浦设局测量，由南通师范学校附设的河海工科毕业学生承担。“当时规画测线，以为受患最烈莫如苏皖，而淮之腹在皖，尾闾在苏。治水必先治下游，苏亦故宜先测，苏竣而及于皖，部分一切大定。”

1919年，张謇根据科学研究，发表《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提出：“将来淮水入海，只占来源十分之三，此十分之三之来水，不过以淮属为经行地，非引之至淮属而潴之也。”这在1949年后的治淮实践中被证明是非常合理的。

张謇的导淮理念具有鲜明的超前性。其未能达成目标，不在于其计划过于庞大，资金难筹，而是在于专制体制对市场经济的包容程度。马克思指出：“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另一个与股份公司同样可作为集中杠杆的信用制度，也使张謇在导淮问题上“不差钱”,但前提必须是打破官府对资源的垄断，开放资源配置，由市场对资源进行开发，秉遵“谁投资、谁受益”的基本规则，则治淮经费可咄嗟立办。

张謇认为淮河流域土地资源废弃极多，应以农场形式开发利用，产生商业利益，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从而使荒弃之地得以全面垦殖，并为工业提供原料。他写道：“广种薄收，农惰成习，蒿莱满目，弃货益多，况山童野濯，河废湖淤，宜树宜艺!远寻楚汉陂屯之遗，近采靳辅沟田之议，大开农场，示以试验，人歆于利，效法必多，故训农为一要。农既生物，待工而成……因麦以磨面，因豆以榨油，因粱粟以酿酒，因油蜡以制烛皂，因牛羊皮以练革，因蚕以良绸帛，因砂以为玻璃。或自无而有，或自粗而精，俱可相度土宜，生财利用，原料成熟，人渐于勤。故勤工为一要。无水利无以利农，则湖河宜辟(水之大者，曰淮，曰沭，曰沂，曰泗，曰漷，曰涟，曰丰，曰睢，曰涡；湖之大者，曰硕项，曰桑墟，曰成山，曰青冢，曰张庄，曰吕孟，曰微山，曰赤山，曰昭阳，曰青伊，曰骆马，曰仓基，曰雁麦，曰连汪，曰峰山；河之大者，曰泡河，曰薛河，曰泇河，曰彭河，曰浍河，曰沱河，曰潼河，曰武河，曰蔷薇，曰白洋。以上均统所规画之界内而言)。”办理这些事业当然需要巨额资本，而这些资本可以通过市场方式解决，“无资本无以得工商，亦无以利农，则银行宜大小贯输。”

1907年，张謇在《议办导淮公司纲要》公开阐明，准备承受“口炮党”的诟议，“牺牲个人名誉，以易两省六府数百万人之不鱼”,向外人承借无任何抵押、不牺牲任何利权的外债来治淮。待有利可图后，再吸收和利用国内的资本：“然则导淮之役，即难如登天，亦必不容束手而待。惟是公司之集资，缓局也，集资至千万，难题也；集资千万，而治一数千年无人过问之河，骇举也……无所得款，迫而思借。会有欧人愿以千万借与謇、鼎霖，而不索抵押，不干事权者，乃与议借。借之能果成与否，能千万否，现尚未决。既借则期其成，以借为股之招。诚见事成，诚见有利，相率而投资，吾搢绅父老之心理如此。股集则我治淮资本之主位也。”

1913年11月8日，张謇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认为解决中国问题首在法治，中国不是缺乏资金，而是资金不敢流转，“于是一国之现金，非游荡而无所于归，即窖藏而不敢或出。”他对利用外资持开放态度，而不抱排外心态：“美国慈善家昔助我以拯灾之资，今又许借我以兴工之款，邦交之义，可谓极盛。”

尽管张謇主张治理者必须是受益者，但对于治淮成功后的利益，并非是由治理者独吞。他具体规划受益者的次序为：国家第一、苏皖省督抚第二、地方农商业第三，公司第仅列四位。他写道：公司“入资一千万两，得地三五百万亩，亩值二两，本已收回，值设倍之，赢亦以倍。湖本淡水，朝涸成地，夕即可田。积淤百年，肥料优沃，粱粟皆利，于稻尤宜。一岁一亩得谷一石，出米五斗，平价二圆，除赋与费，四即去一，以本权之，息亦四分。若乃丰收，谷不止石，获利益厚矣。”他把颍州、凤阳、泗州、徐州、淮安、海州贫民列为第五位的受益人，特意把公司股票剖一为十，贫穷者也可投资获益；即便贫民不投资，也可成为新式公司的雇工：“公司全股，每五十圆，小票析为五圆者十。有力者一可当十人，力薄者十人可当一，得息视本，罔有差贰。并小票不能购者，可以应佃，人耕十亩，亦容六府之人三百余万矣。”

可见，张謇导淮的理念秉持了近代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是当时世界主流国家的常识，但对充满专制意识的中国近代社会而言，这一理念具有多方面的颠覆性。在封建官僚集团以利己而非以为公众服务为初心、传统行政权力仍然操控社会主要资源、市场机制残缺不全的情况下，这个理念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张謇导淮的目标没有达成，是旧体制的胜利，是全体民众的巨量损失，寓示近代文明在传统中国举步维艰。

结 语

费吴生估计，以1922年为例，苏皖两省水灾损失达61347万余元。民国导淮委员会统计，1933年以前，淮河流域每年损失合333114818银元。241913—1925年，北京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不包括公债及借款)在33390万至46160万元之间。

也就是说，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淮河水灾造成的损失几与北洋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埒。这还是在黄河已经北归，洪泽湖平均水深仅三四米的情况下。至于洪灾造成的动辄万计、乃至数十万计的人员死亡，则更是天价损失。可以说，专制朝廷对淮河的率性治理和长期蹂躏，使得近代淮北、乃至全国民众承受了大自然最狂暴的报复。

张謇通过开放资源、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导淮方案可谓利商、利民、利国，但不利于官僚集团的把持垄断，也让对专制权力极为敏感的最高统治者产生犹疑。可以说，对于张謇治淮的利益增量，官僚集团锱铢必得；而他们又视对淮河各项资源操控所形成的利益存量为禁脔。一般民众对治淮所带来的实际益处不甚了了，多把盘剥他们、祸害他们的官僚集团的利益误作自己的利益，无法给予张謇以支持。大量的伪道德人士视公司追求盈利为罪恶，使许多商人不敢言利，不敢以利招徕投资者，任由大量的土地资源成为祸害百姓的灾薮，这类道德绑架也阻碍了淮河治理的市场化运作。

治淮受挫，不是张謇计划过于庞大，而是专制官僚集团捍卫自身利益的力量太过强大，近代文明在传统中国举步维艰。这是张謇导淮难以成功的真正原因。

作者马俊亚系江苏省张謇研究会会员，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马俊亚，从权力操控到市场配置：淮患成因与张謇导淮理念，《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21(06)，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