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遗孀去世(顾维钧之女专访：希望他的故事鼓舞一代又一代人)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马宇平
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100年前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家顾维钧继女杨雪兰在上海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
85岁的杨雪兰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历史上第一位华人副总裁。她笑称，前来采访的记者常会问及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往事。
1919年，31岁的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说，强调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而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成员，有权收回德国在华权益。
顾维钧的演说被视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为捍卫国家主权所作的第一次成功的演说”。
但即便如此，中国的外交主张被无视了。就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中国国内爆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五四事件”，打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
和会签约当天，顾维钧等中国代表拒绝签字。
“顾维钧不是因为他们是年轻人，就帮着他们。他是觉得政府做得不对，那么学生做的事是有道理的，不应该让中国处于这么弱的一个位置。”杨雪兰对记者说。
杨雪兰认为，顾维钧当时作出拒签的决定主要依据国际法的相关条文。顾维钧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就读，取得博士学位。他在回忆录里提到，“辛亥革命为在国外学习的年轻人开创了一个有机会报效国家的前景”，“掌握司法知识，对日后处理国际法和外交事务将有很大帮助”。
20世纪50年代，杨雪兰在顾家餐桌上听过1919年巴黎和会间的一件往事。
“学生游行是反对当时政府的行为，反对列强欺负中国。所以他们（留学生）也盯住中国的代表，在大使馆前施加压力。”杨雪兰说。
那次，餐桌上的客人有一位女士叫郑毓秀，1919年时，郑毓秀是在法的中国留学生。巴黎和会闭幕前夜，她将树枝放在口袋装作手枪，抵住一位正出门的中国外交官，威胁对方，要求拒绝签字。顾维钧当时也在现场。
在顾家的餐桌上，这段往事被再度提起。“你当时真的有枪吗？我猜你没有枪。”顾维钧笑着问。郑毓秀也回应，没有枪，只是吓唬外交官而已。
1960年至1976年，顾维钧完成口述的600万字《顾维钧回忆录》，并捐献给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同时捐出的还有他与同时代人的书信、日记、备忘录、手稿、笔记、印刷资料、照片等档案近300箱。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顾维钧家人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共同合作，完整复制哥伦比亚大学藏顾维钧档案。第一批225盒顾维钧档案的电子化完成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将这批数字化档案拷贝赠予复旦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供学者和社会大众查阅使用。
“我希望这些档案能在今后鼓舞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杨雪兰认为，纪念顾维钧“不是他有名”，而是“（年轻人）可以考虑他的做法，可以学习他怎么敢在巴黎和会上做这个事情。”
“你知道的，他在历史资料里总是一副poker face（扑克脸），但是在家完全不同的。”在杨雪兰的记忆里，顾维钧在家里几乎从不谈论工作。早餐他会从8点细嚼慢咽到10点，他喜欢游泳、钓鱼、散步、练习书法、画国画，70岁那年学会了滑雪。他给妻子写情诗，在生日宴上和晚辈们玩游戏，“喜欢好玩的事情”。
杨雪兰查阅顾维钧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成绩单时发现，顾维钧的成绩在前两个学期很差，大多课程被评为C和D级。“他的成绩是一点点上来的。他去辩论，做杂志编辑，参加很多俱乐部，在国外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学生领袖。”
反观当下，她注意到，现在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去英国、美国等国家留学，“这些学生可能分数很好，但是社会活动一点都不参加吗？”
她觉得在当下的发展中，年轻人应该具备“2+1”的素质，有双赢的概念。不仅要“拥有学习能力，人品好”，还应理解人与人的关系，了解对方文化、目标和需求。
1989年，杨雪兰与贝聿明、马友友等著名华人一起创办美籍华人组织“百人会”，致力于中美艺术和教育交流。在她看来，文化、艺术方面交流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跨越语言和地域的障碍，这是商业成功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需求。
杨雪兰的父亲是民国时期外交官，母亲出生于富商家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父亲被日军杀害，母亲和外交官遗孀们带着孩子在战乱中顽强生活3年，自给自足，直到战争结束。她深受母亲乐观、顽强的性格影响。
40年前，杨雪兰第一次回上海探亲。她觉得今天的年轻人与40年前的“大不一样”。在她看来，年轻时经历过磨难的父母大都宠溺孩子，给孩子提供优越的经济条件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我觉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需要什么都帮他们做，要让他们自己独立。”她提到，自己的小儿子在高中毕业后决定推迟读大学的时间，她同意儿子的选择并不再提供经济支持，任他去餐馆打工，很多时候从早晨6点工作到晚上11点，独立生活。
在她看来，“（年轻人）多吃点苦，多一点磨砺和经验，才会知道怎样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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