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案率为何一路爬升？”

●?本刊记者 谌彦辉 / 文

拖了16年的命案终于告破，王国华在电话那头长叹了一口气。七月下旬的一天，他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他只想要杀害儿子的凶手偿命。

2001年9月6日，王国华的儿子在福清市一家台球馆内被人连刺数刀，失血过多身亡，凶手很快逃离现场并销声匿迹。一听说凶手跑了，王国华在警方办案的同时，也开始自己追凶，这一追就是16年。

为了寻找凶手踪迹，王国华多次在凶手老家的村子日夜蹲守，逢年过节就在村子周围转悠，他甚至通过朋友将警方通缉的凶手照片寄给海外老乡。只要一有线索，王国华马上动身，有时候一蹲守就是大半个月。

这些年来，他苦苦追寻的凶手早已漂白身份，还辗转多地，结婚生子。2017年夏天，王国华打听到杀害儿子的凶手可能在广东打工，他反复确认后将线索告诉了福清市公安局。两个月后，凶手终于被抓捕归案。

2019年3月底，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杀害儿子的凶手最终被判死缓，王国华对判决结果不服，“赔多少钱都不要，我只要他死”。

这些年，王国华花光了积蓄，变卖了家产，甚至想过自杀，他不愿再去回忆这一路的艰辛。对于怎么获得的线索，他也从未对外谈及。“一有线索，公安就会去抓人，只是一直没有抓到。”王国华说，凶手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办案民警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影，“找不到那个凶手，他们肯定也不甘心”。

王国华追凶的路上，警方的缉凶之路也从未断过。不止这起案子，近年一些距今10年以上，最长至30年的“世纪悬案”相继告破。

比如甘肃白银—内蒙古包头系列强奸杀人残害妇女案、山西绛县猥亵杀害三名未成年女学生案、贵州凯里杀害民警抢枪抢劫杀人案等，最近备受关注的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16年后也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侦破，沉冤得雪。

自2016年3月，公安部刑侦局组织开展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以来，中国警方对逃犯的追捕工作不断升级。2019年6月13日，公安部在全国部署“打诈骗、抓逃犯、保大庆”的“云剑”行动，截止7月24日，四十多天里，共抓获在逃人员57106名。据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刘忠义介绍，“云剑”行动中，抓捕潜逃多年的重大逃犯是重中之重。行动开展以来，潜逃5年以上的在逃人员1350名，潜逃10年以上的在逃人员345名。

但不是所有命案积案都能一一告破，在侦破杀人命案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影响，一批命案不能及时侦破，最终形成积案、死案。这些案件往往现场痕迹物证少、证人证言不充分、犯罪嫌疑人条件模糊、侦查方向和范围不确定、案件审讯、查证难度大，致使整个案件进入侦查死角。

“操场埋尸案”引发关注的同时，湖南另外两起命案积案也很快被媒体重新聚焦——17年前益阳市赫山区教师李尚平被枪杀案，20多年前湖南江永县砖厂杀人案——这些命案时至今日仍未结案，尘封已久的真相还没有人能揭开。

命案破案率一路爬升

7月12日，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公安分局成功侦破一起11年的命案。该案发生在河口区东外环郊外，一名歌吧女服务生被残忍杀害。案发后，河口分局兵分多路展开侦查，但办案民警大量走访后仅仅获得了受害人的基本信息，技术人员地毯式搜索勘查，也只提取到很少的一部分生物检材，案件一时无法突破。

今年开始，办案民警又再次查阅案卷、梳理案情，将生物检材跟进检验比对，核查相关人员八百余人，最终锁定嫌疑人，并实施抓捕归案。

河南省上蔡县公安局近日也接连破获了两起长达20年的命案积案，两起命案犯罪嫌疑人都畏罪潜逃多年，一人因婚姻纠纷将其岳父及其妻弟二人杀死，一人则与村民发生口角，在厮打过程中将人捅死。目前，犯罪嫌疑人经审讯均已供述其当年作案过程并表示认罪伏法。

“像这样被侦破的命案积案还有不少。”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原刑警支队的郑文艺说，从警四十多年，他也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命案积案，“各地公安局内部都有统计，只是一直未对外公开”。他认为，历年积累的命案数量不是一个小数。

重庆警察学院侦查系教授孔庆波2012年对命案积案做过一项课题调研，其中1985年至2007年重庆地区未破命案积案达一千余例。

2012年6月11日，《检察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的一篇报道，来自公安部的统计显示：去年全国共立刑事案件439万起，破案184万起，破案率为41.9%，有超过一半的刑事案件未能破获。公安部负责人表示，如果如实立案，估计当时全国刑事案件破案率可能在30%左右。这意味着70%的刑事案件不能侦破，时间一长就成了积案。

据时任湖南省怀化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王树林在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中披露，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低发案率、高破案率被纳入公安工作目标管理等年度考评指标体系，使得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在立案统计数据上做手脚，不破案就不立案，或先破案子后立案，有相当多的案件没有立案或立案隐瞒不报。

例如杀死17名青少年的河南平舆黄勇杀人案，当地公安起初一直没立案，而案发后当地政府又担心连环杀人案影响恶劣，对外封锁消息。17年前，益阳市赫山区龙光桥镇中学李尚平被枪杀，有关方面最初认定是交通事故，后经家属抗议，法医重新鉴定才确认李尚平死于枪杀。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则一直未予立案，直到扫黑除恶处理另案时由涉恶团伙供认出来。

这类已发生但由于种种原因未予记载的犯罪数量在学术界统称为“犯罪黑数”，显然还有一些命案积案可能未纳入公安部门统计。湖南新晃“操场埋尸案”是打黑行动牵扯出来的案中案，“这其实也是命案积案，但它根本没立案。”孔庆波说，“不立案就不是命案，后面都不查了。”

2015年底，公安部印发了《公安部关于改革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提出改进考评机制，坚决取消发案数、破案率等影响依法如实受案立案的不科学、不合理考评指标。各省公安厅在工作指导文件中也不再明确要求“命案必破”。

近十年来，命案积案数量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而现行命案破案率几乎达到100%。孔庆波认为，现行命案的产生很多情况下属于激情杀人、临时起意，相比以往案件更容易侦破。与此同时，目前有关命案的侦查技术手段日趋成熟，致使命案破案率一路爬升。

公安部在2006年曾披露，杀人、绑架、劫持、爆炸等八大命案破案率高达89.6%。媒体近年广泛提及的高达90%以上的命案破案率也被业界认可。

2018年5月17日，据《浙江日报》报道，浙江省公安厅坚持快侦快破现行命案，力争不再出现新的命案积案，2018年以来，全省现行命案破案率100%，其中90%以上案件在24小时内侦破。

“现行命案百分之百能破了，积案自然就少了。”孔庆波说。

命案积案是如何形成的？

作为一名老刑警，郑文艺近15年来经手侦破的命案积案就有数十起。“那时候痕迹物证少，当年的作案地点也早已物是人非。”他说，年代久远的命案积案往往存在调查访问不全面、重要物证缺失、遗失等硬伤，往往让后来的侦办人员一筹莫展。“命案时间长了，单位领导换了，民警调走了，档案弄丢了，这种情况也不少。”

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耀刚从业前拥有三十余年刑事侦查工作经验，曾任某市公安局副局长。在他看来，犯罪嫌疑人的指纹、足迹、血液、毛发，以及他扔下的烟头，这都是很好的物证，“但并不是说每一个案件你都能找到，有时候犯罪分子根本就没有留下这些东西。”王耀刚说，“我们搞现场勘查，很多现场其实很难发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

贵州台江，民警带姜先利到命案现场进行现场指认。03年11月，姜杀人后潜逃13年，终被捕（东方ic图）

通常，命案现场蕴含了大量与犯罪有关的痕迹物证和犯罪线索，现场勘查工作也是发现、搜集和提取痕迹物证的过程。但实际在案件侦查中，一些命案由于风、雨、洪水、大火作用或者动物的啃咬，致使现场痕迹物证被侵蚀破坏甚至完全消失，有的命案之后很久才被发现，被害人尸体甚至已白骨化。

重庆警察学院侦查系教授孔庆波在走访调研中发现，由于犯罪现场可供侦查破案的线索较少，一些案件往往无据可依，整个侦查工作无从下手。

案发后，部分被害人家属往往缺乏保护现场常识，他们在抢救被害人的同时又使现场遭到破坏。在清理、焚烧被害人遗物的同时，一些重要物证和犯罪证据也被毁灭。

特别是一些命案犯罪现场地处偏僻，案发无目击证人，关键性证人证言很难获得。一些命案目击者又可能被人威胁、收买或提供虚假错误的证人证言，常常使得案件侦查误入歧途。

与此同时，刑事犯罪手段近年也不断翻新，犯罪嫌疑人一方面要置被害人于死地，另一方面又要逃避法律的惩罚，整个犯罪活动隐蔽性、预谋性更加明显。“他反侦查能力越强，现场痕迹物证留的越少。”孔庆波说，犯罪嫌疑人作案快、逃跑快，听到风声后迅速潜藏起来，公安机关即使有明确目标也无法破案。

此外，“也有不少命案积案是由现场勘查失误造成的”。孔庆波举例说，在四川泸溪县11.17杀人案现场，被害人口中被堵塞一只袜子，而被害人左脚刚好没有穿袜子，侦查人员认为是被害人拼命反抗，犯罪嫌疑人恼羞成怒脱下死者袜子堵住其嘴并将其掐死。但事实刚好相反，袜子是犯罪嫌疑人的。侦查人员后来重新搜索，在犯罪现场才发现另一只袜子，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

“以往侦查人员很大一部分非科班出身。”孔庆波指出，一些侦查人员现场搜索不仔细，工作责任心不强，现场访问又不深入，很难找到目击者、知情人。“我们那时候的现场勘查设备陈旧落后，也无法发现提取微量物质痕迹。”他认为，由于现场勘查材料过于简单，侦查人员又未能从被害人家属和目击者、知情者口中得到更多犯罪证据和线索，造成很多命案无法及时侦破。

另一方面，当年侦查人员在讯问杀人案件的重点犯罪嫌疑人时，讯问技巧差，讯问方式方法单一，轻易出示犯罪证据，致使犯罪嫌疑人负隅顽抗。有些侦查人员盲目相信犯罪嫌疑人口供，不及时查证口供真伪或者犯罪嫌疑人故意作虚假供述，事后全面翻供，使命案侦破陷入僵局。

孔庆波在走访调研中还发现，有的杀人案件出现积案也与侦查指挥人员的水平、决策以及所采取相应的侦查措施息息相关。

“有些案件的侦破方向往往由领导拍板。”孔庆波说，在案情分析时，一些侦查指挥人员不能根据案情需要采取相应的侦查措施，对作案时间和作案地点判断不准，对作案方法和犯罪手段判断不清，错误对作案过程进行推理演绎，致使侦查方向和摸排范围发生偏离，案件进入侦查死角，最终形成命案积案。

专项行动清理积案

七年前，郑文艺退休后返聘上岗，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的刑警却已换了一茬又一茬，“案子还在那”。他说，一些命案积案，破不了只能放着，有的命案一放就是十五六年，有的长达二十多年。

“我们不可能无限期地侦办一个案子，每天都有新的案件发生。”郑文艺说，刑警支队人手不够，一两个月后，很多仍未侦破的命案只能先搁置一旁。目前，各城市分局、县公安局真正用于侦查破案的警力可能只占全局总警力的10％左右。

“犯罪嫌疑人逃跑了，将来可能又有新线索找到他，这些案子还有侦破的希望。”郑文艺说，有时候，线索也会主动送上门来。

2016年8月29日，贵州台江，姜先利被捕后，接受x光胸片检查（东方ic图）

27年前，河南濮阳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一名纺织女工下夜班途中被强奸杀害，后被抛尸附近的一处养鱼池。案件一直没有侦破，办案人员当年只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精液。

时过境迁，当年的作案现场早已填平，犯罪嫌疑人有一天却突然送上门来了。郑文艺回忆说，犯罪嫌疑人喝醉了酒，又无证驾驶摩托，被罚治安拘留15天。后经抽血比对，办案民警才发现另有案情。郑文艺作为刑侦技术专家受邀去濮阳亲自侦破了这桩强奸杀人案。“我用三天时间把案子破了。”他说。

在公安机关任职期间，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耀刚称，对那些积压未查、查而未结的案件会逐起登记，建立簿册，案发现场勘查的笔录、现场图、照片等也都会一一存档，完整保存案件的各种证据材料。

“目前就是这样一个机制。”王耀刚说，虽然没有专门机构、专门人员负责命案积案调查处理，但实践操作当中，刑警队员每隔一段时间会再次翻出这些案件，对案件进行重新梳理，或对指纹进行翻拍，保证显影质量。“这个案子没破，多少年肯定都是要想着的，不可能今后都不提了。”

时光流转，公安刑侦人员也从未放弃这些命案积案。近年一些命案积案相继被侦破，显然得益于公安部刑侦局开展的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

2010年9月26日，安徽省公安厅全面部署命案积案攻坚会战，截止到2011年6月底，该省公安机关破获命案积案302起，抓获命案逃犯324人，短短9个月的时间，近乎往年3年的成果。

今年5月，刘忠义履新公安部刑侦局局长。2016年3月，公安部刑侦局组织开展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当时，他曾牵头成立工作组，直接组织侦办甘肃白银-内蒙古包头系列强奸杀人残害妇女案、贵州凯里杀害民警抢枪抢劫杀人案、山西绛县猥亵杀害三名未成年女学生案等九起命案积案。此次攻坚行动后，2017年全国命案积案破案数比2016年增长了92.23%。

江苏公安2017年则攻克命案积案41起，其中发案时间10年以上的36起，最长的达30年。同年，浙江省共破获命案积案88起，是2016年的3倍，其中包括被称为“浙江第一悬案”的宁波、绍兴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

这样的命案积案攻坚行动还在继续。2019年以来，河南省公安厅深入开展以“雷霆行动”为代号的命案积案攻坚战役，各市公安局领导专题研究开会部署，并赴县区公安机关一线督导侦破进度。

河南省上蔡县接连破获两起长达20年的命案积案，近日受到省公安厅的贺电表扬。郑文艺称，虽然没有硬性指标摊派，但现在河南省18个地市命案积案侦破都有排名，每个地市都在强力推进命案积案侦破专项行动，唯恐落后。

王耀刚对此却隐隐有些不安，他担心这种命案积案攻坚行动推进过程中可能没有遵循刑事侦查规律与科学侦破。“每个刑警都想把手头的案子破了，但破案是有条件的。”王耀刚说，攻坚同时，需要确保各地公安机关为了完成破案指标，不能使用违法、违规手段进行侦查和审讯，避免冤假错案发生。

2016年8月19日，广东梅州，当晚发生一起伤害事件，警方封锁了案发现场，并展开侦查（视觉中国图）

他建议设立严格的案件审查机制，保证公安机关依法高效清理命案积案的同时，不能逾越侦查与破案的法律底线。

高科技，大证据

当越来越多的命案积案被侦破，多数受访刑警却无不感慨，这些年侦查水平尤其是科学技术实现了关键突破。

“这些命案的侦破，很多都是通过DNA、指纹比对，然后取证抓到犯罪嫌疑人。”郑文艺说，如今随着公安科技信息化深入推进，特别是在刑事领域中DNA技术的兴起，各地不断传来命案积案告破的捷报。

甘肃白银-内蒙古包头系列强奸杀人残害妇女案中，凶手的落网就得益于当年在现场提取到了凶手的DNA样本等物证。而凶手的远房堂叔因“行贿”DNA被录入数据库中，警方意外发现与当年命案留下的基因高度吻合。由于DNA-Y检测的唯一性，可以通过基因比对追踪犯罪嫌疑人，刑侦人员顺藤摸瓜抓到了这个杀人狂魔。

2017年4月26日，据《人民日报》报道，截至当时，全国建成590余个DNA实验室，通过广泛应用DNA等新技术新手段，准确分析研究信息化支撑下各项技术应用的新途径，科学分析案情，公安机关陆续成功侦破一批疑难命案积案。

如今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视频侦查、网侦、技侦、人脸识别技术以及新型刑事技术，如指纹数据库、DNA数据库，Y染色体及数据库等侦查领域的研发，这些也都为命案积案侦破提供了技术支撑。

“特别是视频侦查平台的实战运用，使数据化侦查成为可能，并成为侦查活动的主导。”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队长黄彬和浙江警察学院侦查系张青磊博士等联名撰文，在《大数据背景下命案积案侦查机制创新研究》一文中称，台州市椒江分局侦破的6起命案积案中，利用人像比对技术，直接比中3起命案逃犯。

据该论文介绍，2018年1月中旬，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专案组通过最高人像比对权限，比中已经漂白身份并且结婚生子的“1994.5.28”雇佣杀人案主犯，并运用大数据技术，在车辆GPS数据、车辆卡口数据、视频监控数据等海量数据中进行数据分析和挖掘，及时发现嫌疑车辆，通过对车辆的查控，实现以车找人、以车控人。

2018年4月中旬，椒江分局专案组又充分运用视频侦查平台，对台州市汽车站抓拍的路人库人员数据碰撞、数据分析、数据画像，比中“1994.6.13”抢劫杀人案逃犯，在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后，侦查人员依托各种数据信息系统、互联网数据、通信数据信息和视频监控数据信息等，进行轨迹拓展，最终将其抓捕归案。

该文还建议，对于历年来久侦未破的命案，要加强顶层设计，开展专题研究攻坚，形成大数据侦查长效机制。同时成立各相关业务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侦破命案积案工作领导小组，实行领导包案，由局长、分管局长认领目标任务，形成“一把手”主责、分管领导主抓、专案组主攻的工作格局。并建立完善命案积案专人专管工作制度，做到“一案一档”“一案一策”，防止因保管不当导致案件材料丢失或物证损毁。

近年来，郑州警方刑侦部门成立侦破命案积案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尤其是对现场遗留有明显痕迹和生物检材的积案进行挂牌督办。同时制定出台《郑州市公安局关于2016年侦破命案积案工作意见》《郑州市公安局关于2016年命案积案第一批挂牌督办的通知》《郑州市公安局关于对命案积案一案一档工作情况开展督导检查的通知》等一系列工作机制。并定期抽调专人，深入到各基层涉案单位，对积案进行再次会商研判，从中发现一批新的物证和检材，及时送检比对，从而找到了一批新的破案线索。

重庆警察学院侦查系教授孔庆波经常去基层讲课，和公安民警一起交流探讨命案积案侦破的经验及看法。据他了解，这些基层民警也希望，有一套规范的可预见性的程序设计，来破解这些命案积案。孔庆波提出建立一种命案积案侦破的长效机制，同时在重庆警察学院内建立“智库”这样的机构，以便专家学者和刑侦人员在一起定期对案件会商研讨。

有的命案就是破不了

为儿子追凶16年，王国华应该是一个孤例。他的诉讼代理律师、福建善胜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建华说，被害人家属很少能做到像他那样。“儿子被人杀了以后，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一直专注追凶，这需要承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还有毅力。”

案卷材料显示，福清市公安局最终是通过云鉴比对系统找到凶手的。但陈建华认为，王国华还是掌握并提供了一些线索。

“你知道凶手还好，尽管他已经逃了，一直抓不到他。”陈建华说，还有一些命案是谁杀的都不知道，“被害人家属想追凶，你追谁去？”

“他们只能去上访。” 陈建华说，多年来的命案积案不破，受害人家属信访不断，越是时间久远，破案的呼声越是强烈。

如果杀人命案不能及时侦破，不仅不能使冤情得到昭雪，还会大大降低被害人家属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度。同时也会增强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强化犯罪动机，使犯罪嫌疑人有恃无恐，继续危害社会。

甘肃白银-内蒙古包头系列强奸杀人残害妇女案中，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凶手专挑年轻女性下手，作案手段残忍，造成巨大的社会恐慌。

一些被害人家属则担心，命案积案多年不破，会超出追诉期，因为国内刑事案件追诉时效最长是20年。在刑事司法中，超过追诉时效的，将不能再对犯罪人启动刑事诉讼程序。

郑文艺侦办的河南濮阳强奸杀人案，时间刚好过了二十年零一个月，过了追诉期。根据刑法相关规定，郑文艺不得不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继续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最后，该犯罪人被执行死刑。

设立追诉期，是目前各国法律中通行做法。据陈兴良《刑法疏义》一书解释，之所以设立追诉期，一方面是为了督促司法机关及时行使刑罚权，另外也可以促使犯罪人在有效期限内积极悔过，自我克服违法的精神倾向，不致再危害社会。这还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司法成本的无限制投入，同时又能完成了刑罚个别预防的任务，体现了对社会秩序的尊重。当然，对于一些特殊案件，刑法也设立了超期追诉制度。

“对任何一个案件都有国家追诉权的追诉期，但是从破案而言，它不可能随便消失。”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与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王顺安说，有些命案犯罪嫌疑人是故意逃跑的，当然还可以追诉，即便他死亡不能起诉了，但还是必须要给被害人一个公正的说法。

4月28日，重庆市公安局北培区分局刑事侦查支队法医祁麟，对相关证据进行分析（东方ic 图）

很多被害人家属面临命案久侦不破的现实，他们也想讨要一个说法。“一些被害人家属找上门来，要求帮助反映一下，但我们也没有办法。” 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耀刚说，“有些案子就是永远破不了。”

40年前，王耀刚曾在某县公安局负责侦办一起命案，当时现场留下一片掌纹，排查了很多对象都没有比对上。他说，县公安局为此还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坚持侦办了一年。但到现在，他也没听说破案。

“破案是有条件的。”王耀刚又一次强调，无论技术有多进步，关键还得看犯罪嫌疑人在现场有没有留下证据。对于那些没有现场物证的命案，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刑警也会感到束手无策。

“只能慢慢地等。”王耀刚说，看犯罪嫌疑人是不是还作案，如果从此销声匿迹，金盆洗手，那可能就永远找不到他。“如果是惯犯，做来做去总有失手的时候，到时可能就把他抓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