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志愿军参谋长授少将引彭德怀不满，毛主席：可为少将之首
1955年9月，解放军正式开始实行军衔制。在当时我国135位兵团级干部中，绝大多数人都被授予了上将或者中将军衔，然而，却有四位同志却只被授予了少将军衔。其中就包括志愿军首任参谋长解方。
当彭老总得知解方只能被授予少将之后，当时就十分的生气，直言：“他这个参谋长只授少将，我彭德怀也就是个中将了！”
毛主席亲自为他改名
“解方”其实并不是将军的原名，这个名字是他到延安后，毛主席亲自为他改的。
解方原名解如川，1930年时，刚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解如川回国参加了东北军，并被任命为了天津市保安总队总队长。
1931年11月，想要将天津变成第二个沈阳的日本人，纠集一群民族败类搞出了“天津事变”。
事变被保安总队镇压后，日本人声称为了“保护日租界侨民安全”，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天津。解如川因为精通日语，便被派去和日本人交涉，成功把日方驳斥的哑口无言。
日本人没能得逞后，转而跟南京施压，要求撤换天津当局。
最终，天津这边扛不住来自日本人和蒋介石的双重压力被迫屈服，换了个亲日的警察局长。解如川也“被迫生病”，辞去了原来的职务。这件事让他看到了南京政府的无能，转而和共产党接触，1936年，已经是国民党中校科长的解如川，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2月12日，张、杨在西安发动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解如川闻讯后，也在当天和东北军51军参谋长刘忠干一起发动了兰州事变，他亲自带着人包围了国民党在甘肃的党部机关，控制了中央军的部队，让甘肃的国民党军无法对西安造成威胁。
张学良对解如川的表现十分满意，说他是“难得奇才”。
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解如川在国民党这边当上了51军114师少将参谋长，暗地里的身份则是中共51军工委书记。但很可惜，1在940年，51军工委遭到了敌人的破坏，解如川身份暴露后被迫撤离。
当解如川抵达延安后，毛主席专门接见了他，并说道：“你现在回家了，应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不要再叫解如川或者解沛然了。既然已经从那边解放了，不如就叫‘解（xie）方’好吗？”
于是，从这天起，解如川正式改名为了解方。
彭德怀叫他“诸葛亮”
解方在军队期间，干的最多的职务是参谋长，在国民党那边他是师参谋长，到了八路军这边，就成为了248旅参谋长。此后接连受到提拔，当的也是吕梁军区参谋长、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十二兵团参谋长等职务。
和解方合作过的几位领导同志对他的评价都很高。比如，韩先楚就说解方“有勇有谋，是个出色的指挥员。”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刚刚打完海南岛，正在武汉休养的解方，一眼就看出了这场战争对我国国防安全的重大威胁，主动给林彪写信请求参战。
于是，当中央军委决定抽调第十三兵团前往东北组建边防军时，也顺便将解方调了过去，担任第十三兵团参谋长。
当时解方的妻子刚刚分娩没几天，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和妻子、儿子告别，就急匆匆的出发了。
解方抵达东北时，朝鲜人民军已经和美军进入了僵持状态，后方补给线过长问题也越来越明显。解方当时就猜到了美国的主力可能从仁川登陆，让朝鲜腹背受敌。
因此，解方提出我军应该尽快出兵，配合朝鲜人民军遏制敌人进攻，防止敌人趁机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果然，过了一个多月，美军就出动了7万多人，在飞机、舰艇的配合下从仁川登陆，正面战场的十个师也在同一时间发起反扑，让朝鲜人民军难以招架。
1950年10月8日，党中央正式决定出兵朝鲜。当彭德怀抵达东北时，解方跟他提了两条建议：
第一、志愿军志愿军过江时如果时间过长，可能引起敌人注意，轰炸桥梁。我们需要将准备入朝部队全部集结在江边待命。在夜晚时分，分别从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三路同时过江。
第二、入朝之后我军难以就地补给，全靠国内供应。我们需要提前建立固定的战役供应点、线。
彭德怀对解方的建议十分重视，对这位参谋长也十分欣赏。本来彭德怀是打算重新组建志司的，但到了东北后直接改变了主意，决定直接以兵团部为基础组建志司。
在正式出兵之前，按照彭德怀的要求，15万志愿军必须在两个晚上渡江，而且不让敌人发现。
解方为了完成这个要求，组织人手制定了一套周密的方案。比如，在连接鸭绿江的三座铁路桥上铺枕木，确保人员、马匹、车辆都能通过；同时再另外搭建两座新的浮桥。这浮桥必须在黄昏时分用2-3个小时搭建完成，在拂晓前1到2个小时撤掉。
为了避免到时候出现拥堵的情况，解方还专门为各部队拟定了具体的进军方案。比如一个团应该分成几个纵队过江，过江后应该到哪片树林宿营等。
也正因此，1950年10月19日，25万志愿军在短短两个晚上全部渡江。而且掌握着先进科技的美国人丝毫没有发现异常，一边不停往北打，一边疯狂叫嚣：“中国人不敢渡江和我们较量！”
10月25日，彭德怀在大榆洞宣读了毛主席的电令：
“十三兵团领导机构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构，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朴一禹、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邓华、朴一禹兼副政治委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志司正式组建起来后，解方这位参谋长当的十分认真负责。每回大战开始前，他都会将敌人进军的战略战术、推进路线、指挥官姓甚名谁、有什么特点、行军速度、兵力配置、部队经过的地形地貌等，都原原本本的跟彭德怀讲明白，让彭德怀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决策。
也正因此，每回进行战斗部署，彭德怀都会专门提一句：“去把我们的诸葛亮叫来！”
在第四次战役打响前，彭德怀发现砥平里及横城以北的敌人开始了突袭行动，决定发起反击。这需要和负责东线的邓华交换意见，确定主攻方向。
问题是，当时志司和“邓指”之间，并没有有线电话，无线电话在战役打响之前又不能用，只能靠效率低下的电台。
在这种情况下，解方直接下令让志司和“邓指”的作战、机要、通讯人员同时上岗。彭德怀这边口述，工作人员们就跟流水线一样拟一组、译一组、传一组，不到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任务。
这项被解方称为“救火车”的方法，后来被大规模推广，成为了正式的“电台全程预告”制度。
志愿军入朝后，仅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灭掉了25万敌军，意识到碰到铁板了的美国人开始寻求和志愿军讲和。
和美国人谈判的任务，彭德怀决定交给邓华和解方。
谈判开始后，美国人一直叫嚣他们有“海空优势”，要求我们进行补偿，将停火线划在我军阵地以北的开城——伊川——通州一线。
这样一来，南朝鲜就相当于白白得到了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对于美国人的这个要求，解方回答的很干脆：
“你们是三军参战，的确占有优势。问题是我们仅‘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赶到了三八线，如果三军对三军，早把你们赶下海了！那样的话还用谈判吗？”
最终，双方什么也没谈出来，李奇微开始叫嚣，要“通过武力让‘联合国军’抵达要求的分界线的位置。”但事实证明李奇微想多了，他发起的夏、秋攻势都被志愿军给挡了下来。
之后，美国人只得继续和志愿军谈判。
经过两年多的打打谈谈，中朝和美国之间总算达成了《朝鲜停战协定》。解方在谈判桌上的表现让彭德怀十分的欣赏，说：“等回去后我一定要将解方推荐给周总理，让他跟着总理干外交去，如此天才，着实难得！”
作为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的乔埃，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作为朝中方面主要对手的解方是个“很难对付”的人。
少将之首
解方从朝鲜回国之后，先后被任命为了中央军委军训部副部长、南京军事学院科学研究部部长等职务。
1955年，举世瞩目的将帅大授衔开始了。
其实，早在1951年，国家就开始为实行军衔制做准备。当时颁布了《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对全军所有干部评定个人级别。
评级的准备工作持续到了1952年3月14日，共确定了9等21级。其中，兵团级干部为第三等，分为“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准兵团级”。
按照1955年《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副兵团级、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
不过，在实际评衔中，却出现了几位特殊人物。正兵团级的王树声和许光达授大将，副兵团级的贺晋年、准兵团级的解方、段苏权、陈沂授少将。、
其他几位将军暂做不论，解方被授予少将就很奇怪了。
志愿军的几位最高首长，彭德怀授元帅、副司令陈赓授大将、副司令邓华、韩先楚、洪学智、宋时轮、杨得志等人都是上将，政治部主任杜平为中将。
虽然第二、第五任志愿军参谋长张文舟、王蕴瑞也是少将，问题是他们是正军级干部，授予少将合情合理。第三、四任参谋长李达和杨勇都是正兵团级，授的上将。
事实上，当时主持上将以下评衔工作的就是彭德怀。他对解方评为少将这事也感到很是可惜。甚至说：“他这个参谋长只授少将，我彭德怀就是个中将了！最多上将。”
但哪怕知道这样不妥当，彭德怀也只能给解方少将，这是为何呢？
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解方1936年4月才入的党，没有参加过土地革命。如果他要再晚上个一年多，说不定就只能当大校了。
第二，东北军出身的准兵团级别中将，已经有万毅将军作为代表了，无法以这种理由授予他中将军衔。
第三，解方虽然当过志愿军参谋长，但在此之前却并没有担任过太高的领导职务。
出于以上三点考虑，最终决定授予他少将军衔。
彭德怀为解方抱不平的消息，后来也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毛主席听后直接表示：“可以让他当少将之首。”
于是，解方将军就这么成为了1955年第一批802名少将中的第一名。
1984年，76年岁的解方将军在北京病逝。在将军最后一段时光中，儿子曾问过他这辈子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老将军想了想，答道：“解放海南、抗美援朝、以及对你们几个孩子的教育。”
当彭老总得知解方只能被授予少将之后，当时就十分的生气，直言：“他这个参谋长只授少将，我彭德怀也就是个中将了！”
毛主席亲自为他改名
“解方”其实并不是将军的原名，这个名字是他到延安后，毛主席亲自为他改的。
解方原名解如川，1930年时，刚刚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解如川回国参加了东北军，并被任命为了天津市保安总队总队长。
1931年11月，想要将天津变成第二个沈阳的日本人，纠集一群民族败类搞出了“天津事变”。
事变被保安总队镇压后，日本人声称为了“保护日租界侨民安全”，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天津。解如川因为精通日语，便被派去和日本人交涉，成功把日方驳斥的哑口无言。
日本人没能得逞后，转而跟南京施压，要求撤换天津当局。
最终，天津这边扛不住来自日本人和蒋介石的双重压力被迫屈服，换了个亲日的警察局长。解如川也“被迫生病”，辞去了原来的职务。这件事让他看到了南京政府的无能，转而和共产党接触，1936年，已经是国民党中校科长的解如川，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2月12日，张、杨在西安发动了震惊全国的西安事变，解如川闻讯后，也在当天和东北军51军参谋长刘忠干一起发动了兰州事变，他亲自带着人包围了国民党在甘肃的党部机关，控制了中央军的部队，让甘肃的国民党军无法对西安造成威胁。
张学良对解如川的表现十分满意，说他是“难得奇才”。
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解如川在国民党这边当上了51军114师少将参谋长，暗地里的身份则是中共51军工委书记。但很可惜，1在940年，51军工委遭到了敌人的破坏，解如川身份暴露后被迫撤离。
当解如川抵达延安后，毛主席专门接见了他，并说道：“你现在回家了，应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不要再叫解如川或者解沛然了。既然已经从那边解放了，不如就叫‘解（xie）方’好吗？”
于是，从这天起，解如川正式改名为了解方。
彭德怀叫他“诸葛亮”
解方在军队期间，干的最多的职务是参谋长，在国民党那边他是师参谋长，到了八路军这边，就成为了248旅参谋长。此后接连受到提拔，当的也是吕梁军区参谋长、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十二兵团参谋长等职务。
和解方合作过的几位领导同志对他的评价都很高。比如，韩先楚就说解方“有勇有谋，是个出色的指挥员。”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刚刚打完海南岛，正在武汉休养的解方，一眼就看出了这场战争对我国国防安全的重大威胁，主动给林彪写信请求参战。
于是，当中央军委决定抽调第十三兵团前往东北组建边防军时，也顺便将解方调了过去，担任第十三兵团参谋长。
当时解方的妻子刚刚分娩没几天，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和妻子、儿子告别，就急匆匆的出发了。
解方抵达东北时，朝鲜人民军已经和美军进入了僵持状态，后方补给线过长问题也越来越明显。解方当时就猜到了美国的主力可能从仁川登陆，让朝鲜腹背受敌。
因此，解方提出我军应该尽快出兵，配合朝鲜人民军遏制敌人进攻，防止敌人趁机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果然，过了一个多月，美军就出动了7万多人，在飞机、舰艇的配合下从仁川登陆，正面战场的十个师也在同一时间发起反扑，让朝鲜人民军难以招架。
1950年10月8日，党中央正式决定出兵朝鲜。当彭德怀抵达东北时，解方跟他提了两条建议：
第一、志愿军志愿军过江时如果时间过长，可能引起敌人注意，轰炸桥梁。我们需要将准备入朝部队全部集结在江边待命。在夜晚时分，分别从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三路同时过江。
第二、入朝之后我军难以就地补给，全靠国内供应。我们需要提前建立固定的战役供应点、线。
彭德怀对解方的建议十分重视，对这位参谋长也十分欣赏。本来彭德怀是打算重新组建志司的，但到了东北后直接改变了主意，决定直接以兵团部为基础组建志司。
在正式出兵之前，按照彭德怀的要求，15万志愿军必须在两个晚上渡江，而且不让敌人发现。
解方为了完成这个要求，组织人手制定了一套周密的方案。比如，在连接鸭绿江的三座铁路桥上铺枕木，确保人员、马匹、车辆都能通过；同时再另外搭建两座新的浮桥。这浮桥必须在黄昏时分用2-3个小时搭建完成，在拂晓前1到2个小时撤掉。
为了避免到时候出现拥堵的情况，解方还专门为各部队拟定了具体的进军方案。比如一个团应该分成几个纵队过江，过江后应该到哪片树林宿营等。
也正因此，1950年10月19日，25万志愿军在短短两个晚上全部渡江。而且掌握着先进科技的美国人丝毫没有发现异常，一边不停往北打，一边疯狂叫嚣：“中国人不敢渡江和我们较量！”
10月25日，彭德怀在大榆洞宣读了毛主席的电令：
“十三兵团领导机构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构，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朴一禹、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邓华、朴一禹兼副政治委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志司正式组建起来后，解方这位参谋长当的十分认真负责。每回大战开始前，他都会将敌人进军的战略战术、推进路线、指挥官姓甚名谁、有什么特点、行军速度、兵力配置、部队经过的地形地貌等，都原原本本的跟彭德怀讲明白，让彭德怀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决策。
也正因此，每回进行战斗部署，彭德怀都会专门提一句：“去把我们的诸葛亮叫来！”
在第四次战役打响前，彭德怀发现砥平里及横城以北的敌人开始了突袭行动，决定发起反击。这需要和负责东线的邓华交换意见，确定主攻方向。
问题是，当时志司和“邓指”之间，并没有有线电话，无线电话在战役打响之前又不能用，只能靠效率低下的电台。
在这种情况下，解方直接下令让志司和“邓指”的作战、机要、通讯人员同时上岗。彭德怀这边口述，工作人员们就跟流水线一样拟一组、译一组、传一组，不到两个小时就完成了任务。
这项被解方称为“救火车”的方法，后来被大规模推广，成为了正式的“电台全程预告”制度。
志愿军入朝后，仅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就灭掉了25万敌军，意识到碰到铁板了的美国人开始寻求和志愿军讲和。
和美国人谈判的任务，彭德怀决定交给邓华和解方。
谈判开始后，美国人一直叫嚣他们有“海空优势”，要求我们进行补偿，将停火线划在我军阵地以北的开城——伊川——通州一线。
这样一来，南朝鲜就相当于白白得到了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对于美国人的这个要求，解方回答的很干脆：
“你们是三军参战，的确占有优势。问题是我们仅‘一军对三军’就把你们从鸭绿江赶到了三八线，如果三军对三军，早把你们赶下海了！那样的话还用谈判吗？”
最终，双方什么也没谈出来，李奇微开始叫嚣，要“通过武力让‘联合国军’抵达要求的分界线的位置。”但事实证明李奇微想多了，他发起的夏、秋攻势都被志愿军给挡了下来。
之后，美国人只得继续和志愿军谈判。
经过两年多的打打谈谈，中朝和美国之间总算达成了《朝鲜停战协定》。解方在谈判桌上的表现让彭德怀十分的欣赏，说：“等回去后我一定要将解方推荐给周总理，让他跟着总理干外交去，如此天才，着实难得！”
作为美国首席谈判代表的乔埃，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作为朝中方面主要对手的解方是个“很难对付”的人。
少将之首
解方从朝鲜回国之后，先后被任命为了中央军委军训部副部长、南京军事学院科学研究部部长等职务。
1955年，举世瞩目的将帅大授衔开始了。
其实，早在1951年，国家就开始为实行军衔制做准备。当时颁布了《关于干部评级工作的指示》，提出要对全军所有干部评定个人级别。
评级的准备工作持续到了1952年3月14日，共确定了9等21级。其中，兵团级干部为第三等，分为“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准兵团级”。
按照1955年《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正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上将；副兵团级、准兵团级，多数可评为中将。”
不过，在实际评衔中，却出现了几位特殊人物。正兵团级的王树声和许光达授大将，副兵团级的贺晋年、准兵团级的解方、段苏权、陈沂授少将。、
其他几位将军暂做不论，解方被授予少将就很奇怪了。
志愿军的几位最高首长，彭德怀授元帅、副司令陈赓授大将、副司令邓华、韩先楚、洪学智、宋时轮、杨得志等人都是上将，政治部主任杜平为中将。
虽然第二、第五任志愿军参谋长张文舟、王蕴瑞也是少将，问题是他们是正军级干部，授予少将合情合理。第三、四任参谋长李达和杨勇都是正兵团级，授的上将。
事实上，当时主持上将以下评衔工作的就是彭德怀。他对解方评为少将这事也感到很是可惜。甚至说：“他这个参谋长只授少将，我彭德怀就是个中将了！最多上将。”
但哪怕知道这样不妥当，彭德怀也只能给解方少将，这是为何呢？
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解方1936年4月才入的党，没有参加过土地革命。如果他要再晚上个一年多，说不定就只能当大校了。
第二，东北军出身的准兵团级别中将，已经有万毅将军作为代表了，无法以这种理由授予他中将军衔。
第三，解方虽然当过志愿军参谋长，但在此之前却并没有担任过太高的领导职务。
出于以上三点考虑，最终决定授予他少将军衔。
彭德怀为解方抱不平的消息，后来也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毛主席听后直接表示：“可以让他当少将之首。”
于是，解方将军就这么成为了1955年第一批802名少将中的第一名。
1984年，76年岁的解方将军在北京病逝。在将军最后一段时光中，儿子曾问过他这辈子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老将军想了想，答道：“解放海南、抗美援朝、以及对你们几个孩子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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